制宪委员的选举很快激发了中国菁英阶层的从政热情，一时间寄往雒阳临时政府内政部的申请信件堆积如山，然而中国人的天性中有见不得他人好的一面，于是乎，在各地报章陆续公布参选者名单后，不和谐的声音便响彻了起来。

譬如，有人举报某位着名的诗人，与多名女子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生活腐化，道德低下。

又有人举报某位着名学者在担任驻外大使期间，与至今不肯放弃武装叛乱的某政党关系暧昧。

还有人举报津门某人在抗战期间与敌伪勾勾搭搭，有向敌方走私重要物质的勾当。

甚至还有人举报某参选人学历作假，忤逆不顺，受某洋行资助等诸多负面消息，让1946年4月的中国报界一下子就进入了超级繁荣期。

当然，在这种异样的繁荣背后，是某些推手在发力，这不，在怀柔乡间的一所农家小院内，共产党北方局的一场重要会议正在举行当中。

“中央要求我们广泛的揭露雒阳反动派制宪闹剧，牵制雒阳反动派的注意力，为中央反围剿胜利作出必要的贡献。”

共产党北方局宣传部长陈伯达向与会者布置着任务。

“目前报纸上狗咬狗的格局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有利的，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形势，揭露雒阳反动派并无心分享权力，并试图将所有制宪委员名额控制在手的恶毒用心。”

曾经担任过北方局书记的共产党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却有些担心：“伯达同志，雒阳反动派已经全面接手了敌伪特务组织，并整合了原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地下站，已经初步在平津保大等主要城市构置了严密的监控网络，一旦我们发动党的力量，进行反政府宣传的话，是有极大的可能暴露我们的组织。”

陈伯达点点头：“河北省委的考虑是周到的，在反动派力量加强的现在，我们不能盲目的进行对抗，为了保护组织，我们主要还是进行长期的潜伏，但中央的命令也是不容违背的，因此，我们要另辟蹊径。”

因为早年又在苏联留学的经历，因此，逃过整肃被派回国内从事白区工作的华北局组织部长杨尚昆向与会者说道：“北方局不鼓励各地党组织光明正大的进行反政府宣传，但我们可以利用茶楼酒肆，以及街口巷角，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

李大钊的儿子，冀热察省委书记李葆华却认为这样的方式有些消极：“茶楼酒肆、街口巷角的确是散播谣言的好地方，但问题这样的传播方式会不会产生作用呢？要知道广大民众对于雒阳反动派所谓制宪会议参与程度是有限的，真正热衷于参与制宪委员会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大地主，而要影响到这些所谓的社会菁英，不但需要在社会上广泛宣传，还要面对面的进行劝说和提醒，这就不能不动用组织的力量。”

因为共产国际撤销而改任华北局副书记的前华北局书记、前共产国际驻华北特派员孔原表情凝重的向与会者解释道：“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南方的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了，而华南局、西南局、华东局也遭到了雒阳反动派的极大破坏，因此，为了保存党的有生力量，在执行中央决定的前提下，我们必须保证华北党组织的安全，当然，我们可以借助国内热爱和平人士的力量，但绝不准暴露党的组织。”

孔原的声音刚落，华北局秘书长林枫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进来通报道：“九军团的电报。”

所谓九军团就是原来活跃在冀热的李运昌部游击队，年初的时候，连同在山东的共产党游击队一起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改编为红军北方面军第九、第十、第十一军团。

作为华北局控制下的少数武装力量，第九军团在华北局的地位十分重要，连带着兼任热宁省委书记的第九军团政委李运昌在华北局的排名也在其他两位省委书记之上，甚至还超过了华北局秘书长林枫和宣传部长陈伯达等人，仅次于胡服、孔原和杨尚昆。

“目前，敌军在平东北及热南、宁西北地区对第九军团展开残酷的围剿，战斗相当激烈，第九军团损失很大。”

名义上是华北局秘书长实际上是刘少奇秘书的林枫目无表情的宣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