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初，日军已经重新做好了在上海实施登陆作战的准备，然而一个意外发生了，德国驻日本大使尤金·奥托将军代表纳粹德国政府向日本外务省提交了结束中日战争、缓和中日关系的外交建议。

德国对中日战争的干预当然有德国的目的：

第一、战争使得德国从中国获取的廉价的钨、锑、钼等重要的有色金属数量骤降，并不利用德国下一阶段的战争准备。

第二、中国军队在中日战争开始阶段表现出来的战斗力，让希特勒认为只要以法国和波兰的缴获装备武装中国，便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一支数量级在数百万人单位以上的炮灰，足以在远东方向牵制住苏军的有生力量，使之在关键时刻不能轻易回援欧洲战场。

第三、相比中国，希特勒更看好日本，认为日本不但可以在外满洲牵制苏联，而且还在南洋威胁英国统治，迫使英国在面临两线作战的情况下，被迫退出与德国的战争状态，然而要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前提条件是，日本有限的力量不能深陷中国大陆。

因此，调解中日战争，就成了轴心国远东大战略的一个相当重要组成部分和前提条件。

面对德国人的调解，米内光政政府出现了极大的动摇。

如果能通过外交手段攫取战争实现不了的利益，岂不是一件好事。

日本军部也产生了思想上的混乱，北进派和南进派开始联手压制西进派，西进派也不甘就此失势，于是组织了论战和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一时间，也顾不上向上海派遣登陆部队了。

当然，也有明白人主张一边在上海一边通过德国人的渠道和中方谈判，正所谓刚柔并济、恩威兼施，但一面扩大战争一面与对手秘密谈判，人格分裂莫过于此，而且中国政府说什么做什么，日本可以无所谓，但随着6月10日，法国宣布投降，德国的军威达到巅峰，此时，要是轻易扩大对华战争，岂不是直接打了德国元首的脸。

因此，思前想后一番，日本内阁在御前做出了“保持北支攻势，暂缓中支行动，兼以外交努力”的决定，由此，中日在宣战后的第一次秘密接触正式在德国方面介入后开始了。

因为战事的胶着，双方的进度都不约而同的加快了，于是就在德国驻两国大使分别递交了调停建议后的第四天，1940年6月13日，中日两国便在厦门日本领事馆内开始了谈判。

“中国政府特使常先生，日本领事藤田先生，我仅代表陶德曼大使预祝这次会谈能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中日之间的战争其实是一场悲剧，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由于两国多年来的长期不信任，导致了双方终于走上了彻底敌对的道路，但，这并不符合现在的国际形势。”

会议伊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私人代表米赫首先开口道。

“事实上，世界正在快速变化着，旧的霸主已经被打倒，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中日两国不应拘泥于过去陈腐的历史，应该目光远大，从世界变局的角度出发，才能获得真正的、巨大的利益。”

说完这些会引发歧义的话后，米赫又道：“关于这场战争的责任，我个人建议不需要过于纠缠，德意志帝国希望两国能迅速达成一项结束战争的协议，仅此而已。”

悄悄从台湾返回的日本原驻厦门领事藤田怡美不动声色地说道：“我国政府已经在战争上花费了25亿日元，如果支那政府愿意支付这25亿日元的战争费用，并向我国战死官兵家属赔偿15亿日元的话，战争是可以很快结束的。”

代号常先生的中国外交委员会高级秘书徐国利慎重地问道：“这是贵国的全部要求吗？”

藤田桀骜的回应道：“这只是停战的费用，大日本帝国还要求中国政府彻底放弃反日思想，取缔反日组织、削减国防军总数、赔偿日本侨民损失、将青岛、烟台、泉州和海南岛租借给日本作为军事基地，同时今后在经济和外交上中日应该协调一致，重大经济项目应该接受日本资本，不经日本允许不得雇傭外国顾问……”

面对这种将中国视为战败国的态度，徐国利笑了笑，并没有说接受或不接受，更没有讨价还价逐条反驳。

原因很简单，现在还只是双方报价阶段，进一步的谈判还需等待各自高层的决定。

所以，他在藤田说完之后，慢条斯理的将中方的条件阐述了一遍：

“第一、中国政府要求日本从所谓的伪满洲国撤出，不得干涉中国的重新统一。

第二、日本归还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第三、日本撤出在华的间谍人员。

第四、中国政府停止偿付庚子赔款中涉及日本的部分。

第五、日本放弃在华驻军及日本海军在长江上的通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