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会主义的孤掷一注的选择，在大顺使节团抵达法国之后，已经是某种必然了。

因为法国政府没钱了。

打仗嘛，就是打钱。

大顺使节团来之前，法国攻占了马翁，国内情绪高涨，觉得将来换钱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买了一亿三千六百万的国债。

大顺使节团来之后，印度失败、路易斯堡被攻破、普鲁士打出两拨战术天才的操作……

这种情况下，还买国债的大资本家，那就是傻子了。而这么傻的人，是当不了大资本家。

而且，就像大顺、哪怕后世的农村民间借贷一样：借了钱，今年实在还不上啊，那也得先把利息给了吧？本钱咱可以推一推，利息不能不给吧。

现在法国也欠了一屁股债，想要再借债，就得给利息，证明自己还是多少有点信誉的，最起码还给利息。

凭本事借的债，可以不用还，但前提是你明年不用这个手段弄钱了。

给利息，就得要现金。

现金没钱，咋整？

去年踊跃借了一亿三，今年连一亿都没借上。法国政府借不到低息贷款，基本要达到8%到10%的年息，才肯借。

没钱。

要么税收改革。

要么寅吃卯粮。

法国的税收问题，改革方案其实很明确：税收体系混乱，乱七八糟的税种、免役钱乱七八糟。要改革，清查田亩一条鞭，士绅一体纳粮，就能收上来钱了。

法国也不是没试着改革，换了个财务总监，说要搞士绅一体纳粮当差、清查田亩的改革。也就是法国的免税阶层，需要交税。清查田亩，准备按土地征税。

这个，理所当然的失败了。

免税阶层凭啥交税？交了税还叫什么特权阶级？体面何在？

巴黎高等法院大谏铮，反对。

于是财务总监滚蛋。

大致来讲，大顺这边真的是非常容易理解。

比如法国人除了正常的税之外，还要交军役税。大致可以理解成大明的杂税、徭役等。

理论上，法国贵族的军役税优免的前提，是“耕种面积在一定范围之内”，也就是有个优免额度。比如说，小贵族是多少亩；大贵族是多少亩；买的贵族是多少亩等等。

法理依据也和大顺大明这边差不多。

法国的法理依据，是贵族要交血税，所以进行一定面积的优免。

大明的法理依据，是生员要教化地方，辅助官员，所以进行一定面积的优免。

法国贵族是不自己种地的，很多是把地给租出去的。这种“耕种面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优免，会搞成什么样，大顺的人不要太熟悉。

既然不能从特权阶级开刀征税，那就只能寅吃卯粮。

老三样：

先把十年后的税收了；卖官鬻爵；强迫教会捐助。

包税人先预付了8000万日后税款，日后你们慢慢收。

卖官卖了2700万。

法国的卖官，基本可以理解为“捐监生”。

未必能当官，关键是有“优免”——法国这点人口，二十万到四十万“贵族”身份的人，和大顺的百万生员一样，还能谁都能当实官啊？

买到官职之后，其实基本是空的，因为收税的事有专业的包税人。

但是有这个预备官身，就有士绅优待，免除一些直接税，只要不死、这个“监生”身份不革，其实就相当于你这辈子要交100块钱的税，分几十年交，咱直接办个一次性的折扣，你拿50块钱买个贵族身份，以后也不用交税了。

法国后期有40万贵族，那种中世纪意义上的封地贵族没多少，大多都是“生员”。

教会问题，涉及到教义冲突。是做善行才能上天堂、还是做善行没卵用只要是神选之人哪怕杀人放火剥头皮也一样上天堂的冲突也在法国蔓延，但最终，地方政府和教会，还是“捐”了2400万。

加在一起，也凑了两亿多，还能撑下去了。

问题在于，今年凑够了，明年咋整？

这些钱，都是额外支出，是在正常国家运转之外的支出。简言之，这些钱，就是为了打仗的。

再没什么转机，明年这仗也不用打了，没钱打个屁？

而且，继续打下去，除了打仗，还得每年支付越来越多的利息。今年要支付的利息，就得一亿里弗尔。因为之前还有欠的钱没还呢。

在钱面前，任何“战略思维、长远考虑”，都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只能走机会主义路线，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来场决定性的野战或者海战。

这是站在大顺视角下的法国问题，也是站在大顺这个国家的视角下，何时结盟的政治外交问题。

但站在法国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实际上问题要比表面严重的多。

这场财政问题引发的巨大的君主制的危机，已经开始在法国蔓延。

这场危机的起点，恰恰就是“没钱”二字导致的。

法王代表绝对君主制。

巴黎高等法院，代表贵族利益。

绝对君主制的法王，提出了税改方案，被代表特权阶层利益的巴黎高等法院驳回。

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没有特权阶层的存在，就没有绝对君主制；而绝对君主制想要加税，又被特权阶层把控的高等法院，以绝对君主制的理论法理驳回；代表着贵族利益的高等法院，只能援引绝对君主制的理论作为对抗王权的武器；而王权是最支持绝对君主制，但却试图自己毁坏绝对君主制的法理。

最终绕来绕去，似乎解开这个死结的唯一办法，就是解决掉绝对君主制。

和大明、大顺有点类似。

也就是说，皇权的真正支柱，是士绅官员等特权阶层；皇权的法理理论，使得皇权无法向士绅官员等特权阶层平等征税；而士绅官员维护自己利益的法理理论，又是皇权的理论；因为没有大明或者大顺的几十万上百万的特权阶层，就没有皇权。

当然，一般情况，这不是问题，皇权和特权阶层凑着过呗，还能离咋的？

但如果国王或者皇帝，脑子不太好使的时候，这就是个大问题。

法王的脑子就不太好使。

他不知道自己的王权、绝对君主制，到底源于什么、支柱是什么，以及特权阶层的存在到底是阻碍王权还是巩固王权？

他以为特权阶层的存在，阻碍了王权，实际上恰恰相反。

所以他没钱了，想要征税，认为巴黎的中产们，应该对现在法国的征税不平等问题感到不满，于是居然傻呵呵地开了个“没钱了、要改革税收，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的口子。

这玩意儿是能讨论的？

为什么说他是不合格的国王，或者说他脑子不好使，问题就在这。

这些东西，是不能讨论的。

的确，特权阶层免税，很多人感到不满。

但是，这种东西一旦讨论，大家就会开始琢磨：税收的法理到底是什么？特权阶层的特权本质又是什么？

一旦放开讨论，结果不是大家对特权阶层免税不满，而是把国王的神圣性，彻底淡化了。

通过这场关于征税的论战，使得人们对于君主制本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税收这种国家的秘密不再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了。

最终达成一致的，不是“特权阶层免税还少纳税不对”；而是“他妈的特权阶层存在本身就不对”。

历史上，站在皇帝、国王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东西方有两大傻吊帝王、不合格的封建帝王。

一个是傻呵呵把税收问题、特权阶层该怎么征税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的路易十五。

另一个，就是傻呵呵把《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对着传教士狂喷封建迷信都是糊弄小民的胤禛。

站在封建帝王的角度来看，那俩人纯傻吊，压根不是个合格的封建帝王。

这些东西也是可以拿出来刊行天下、任由百姓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