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嫌自己的统治太稳固了？嫌皇权王权太扎实了？嫌皇权的神圣性太神圣了，生怕别人戳不破这层窗户纸？

而现在，还得加上个傻吊一般的大顺李家，居然真拿着陈亮那一套“绩效评分制”作为道统学说，而且居然没有在稳定期完成转型回朱子学。

此时只说法国，因为东学西渐的因素，这件事导致了走向了一个让王权非常蛋疼的路线。

这裏的东学西渐，指的不是伏尔泰，而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那群人。

重农学派的这群人的理论刊物，杜邦编写的《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直接把出版地，写成：本书在北京出版。

颇有点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意思，写这本书在京城出版，就是在提振他们学派的权威性和神圣性。

他们学派的核心思想，就是：只收农业税，取缔所有的工商税、关税、商业税等等。

实际上，学派本身，是为了和重商主义、法国的统制经济做斗争。

其理论基础是：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只有农业才能够生产出新的财富。

工业和商业，实际上并不增加财富。

所有增加的财富，都是自然力参与农业生产的结果，是自然的恩赐。

纯产品是土地耕种者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只有农业才能让财富增值。

工业只是将农业提供的原料进行加工，改变其物质形式。

比如你把棉花纺织成纱、布，增加了什么？啥也没增加啊，只是改变了棉花的形态，怎么能算财富增加了呢？

唯独农业不同，你把种子种进地里，伟大的自然，雨水、阳光，会让这一颗种子变十颗，这是真真正正增加了地球上的财富总和……

暂不提这个学说中的最基本的物理、化学上的漏洞，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一套学说肯定要被抛弃。

但这套学说，在法国现在是显学。

其理论推出的理性结论，就是只应该收土地税，而任何对工商业收税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把压力转嫁到土地所有者身上。

而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是唯一增加社会财富的方向，那你把压力加在财富增加的唯一手段上，那不是阻碍社会财富总和的增加吗？

比如说，你收盐税。

那地主要不要吃盐？地主的雇工要不要吃盐？雇工吃的盐，是地主给的钱。而地主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是种子经过自然伟力后增值的结果。

那么，你对盐征税，不就等于降低了地主对土地的资本投入了吗？

那么这不就影响到社会财富的增加了吗？

由此，可以推出，不管是对啥征税，最终的赋税，都要由土地所有者所承担。而最终，也将影响对土地的投入，少了投入，就少了产出，而土地又是他们学派认为唯一“创造”价值的手段。

所以，最合理的税收模式，就是只对土地征税，取消任何形式的工商税。

这套在刘钰看来纯粹扯犊子的学说，在法国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反应。

因为，法国有特权阶级。

法国的特权阶层，有大量土地。

法国的特权阶层，有税收优免。

而只针对土地收税的这套学说，自然也就意味着，土地越多，交的税越多，也就是和反对法国的特权阶层这个社会现实融合在了一起。

法王一看，哎，这个学说好，尤其是那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很有道理啊。

于是法王还专门学中国，在春天的时候，亲自扶犁，亲耕籍田，以为王国表率。

然后，就出事了。

在重农学派的影响下，在配合上启蒙主义的传播。

实际上，一部分特权阶层、贵族阶层，以及大量的第三等级中的富裕阶层，都向国王请愿。

希望国王“按照土地多寡，征收全国统一的土地税”。

听起来，好像是个好事，对国王的财政大有裨益。

但是，事情是一个事情，法理上就出问题了。

“我们支持全国统一土地税的原因，是出于人的平等，而不是因为国库的钱不够用了。”

“客观上，实行全国统一的土地税，将增加国库收入。”

“主观上，我们必须说清楚，我们不是因为国库没钱，而同意全国统一土地税的。”

“我们是出于人的平等这个概念，提出的全国按照土地统一征税的请愿。”

“我们甚至支持废除征税豁免权、支持取缔免税权、财政特权。但我们必须重申，我们支持，不是因为国库缺钱，财政没钱了，而是出于人的平等的理念来要求废除这一切特权，并且按照土地多寡来收税。”

“只不过，我们对平等的支持，恰好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而已。”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同意统一征税的。”

整场事件中，最有意思的，还是巴黎的高等法院。

如果代入到前朝的衮衮诸公，或者历朝历代的士大夫，他们和巴黎高等法院的那群人的历史意义，是一样的。

或许，他们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自私的想法、士大夫特权的自利。

但他们都在对抗绝对的皇权和王权上，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巴黎高等法院为了维系贵族的利益，挖出来了法国古老的绝对王权时代之前的宪章，来对抗王权。

士大夫们为了维系自身的利益，挖出来了中国古老的民本思想和天子理论，来对抗皇权。

而什么叫“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比如大顺皇帝，并不想通过铁路来改善百姓的生活，只是为了方便镇压和维系旧的统治，但他还是决定修一条铁路。

比如大顺的资本，并不想为爪哇人民谋福利，但为了方便运输稻米靛草和香料，还是加强了爪哇了基础建设，修了运河、道路、甚至学堂。

比如大顺的东北开发，投资者并不想为失地百姓谋活路，但为了黄豆柞蚕高粱米的利润，将原本荒芜的东北地区，开发了起来，使得上百万松苏的失地、失业、失盐的百姓，活了下来。

面对绝对王权和皇权时候。

法国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各阶层的利益，向君主提出想法，于是只能借助高等法院这个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机构，去和君主争论。

大顺大明也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各阶层的利益，想君主提出想法。于是只能借助朝臣士大夫这个特权阶层群体，去和君主争论。

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都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些举动，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不断瓦解着王权和皇权的神圣性。

而旧制度，不管是法国的，还是大顺的，旧制度本身塑造了皇权和王权，也塑造了特权阶层。

旧制度本身的存在，缔造了王权和特权阶层，又是财政问题无解的根源。

想要解决，也只剩下解决掉旧制度本身这一条路。

最终，特权阶层和国王，一起烟消云散。

或许，中国的故事，也是这样。最终，代表着特权阶层的士大夫、军事贵族，也会和皇帝一起，烟消云散。

只是，有早有晚。

毕竟，大顺现在看似烈火烹油、繁华卓锦，财政暂时看来没问题，欣欣向荣，勃勃生机。

而法国，在财政上已经捉襟见肘，并且路易十五自以为聪明，玩了这么一出，想要借舆论制衡特权阶层以征税，结果玩砸了。

当请愿书堆积如山的时候，路易十五自己也慌了。

他知道，再这么搞下去，要出大事了。

可，仗已经打起来了，英国占据优势，这时候和谈，英国会答应吗？当然不会。由不得他。

财政问题的讨论，还能继续讨论吗？不能。再讨论下去，就洪水滔天了。

所以，他只能选择，孤注一掷。

要么，集中所有的机动兵力，在汉诺威拼死一搏，捏住英王的卵儿蛋，体面和谈退场。

要么，集中所有的海军，在海峡拼死一搏，送两万士兵和斯图亚特家族的小王位觊觎者，登陆苏格兰。

大顺使节团不急，就等着这场机会主义的军事冒险失败，再去要价。

没错，中法之间算是传统盟友，但在此之前，法军的印度舰队只能回毛里求斯修船补给。哪怕整个南亚东南亚最完备的海军补给基地，就在大顺控制的马六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