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月二十六日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由石越口述为主，唐棣、李敦敏、桑充国分班纂录，最后统由柴氏兄弟撰写定稿，六人忙了个马不停蹄，终于在计划的时间里，将一部《论证正义》的初稿写了出来。石越因为过分耗费心智，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

这部《论语正义》是以后世钱穆《论语新解》、程树德《论语集释》为基础，由石越回忆写出。整部书虽然杂取二家释义为主，却也颇有一些石越自己的理解与解释，同时石越对钱穆的许多现代思想也做了更委婉的处置，因此公平地说，这部书同时也是石越本人智慧的体现。当时朱熹尚未出生，这部《论语正义》因为以钱、程二家学说为本，所以自然也网罗了朱熹以降许多学者的卓见，在当时来说，完全称得上是极具创见的学术着作。

这部书在写前面一半时，唐棣等人还偶尔会问难辩疑，到了后半部，石越越说越熟，五人几乎已经把他当成生而知之的圣人转世了。

石版《论语正义》全篇洋洋二十余万言，是以类似于朱子语录的白话写成，体例仿照前书，先是集解释义，然后阐叙论语大义。其书最为独特之处，就是石越在这部书里采用了一整套标点符号！

石越又与桑充国一起撰写了两个前言，一篇介绍全书的体例与作者的用心，一篇则是倡议采用标点符号，并且详细解释各种标点符号的用法。虽然古代的“者也”之类的语气助词实际上有标点符号的作用，而且也有简单的标点符号，但是应用并不广泛，甚至还受到一些读书人的抵制，所以断句不一引发的歧义，始终存在。便是这部《论语正义》里，石越对某些话的断句在其后甚至引发了士林大辩论，较着名的例子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代断句，都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石越用钱穆的断法，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整句话的意义顿时截然相反！凭借着《论语正义》巨大的学术声誉，以及类似辩论带来的震撼性影响，标点符号后来很快得到官方的认可并风行于世。

这部书还有一个小小的附带作用，那就是石越完全确立了自己在唐棣等五人心目中的地位。

对于这部书，还有一个戏剧性的说法。

在《论语正义》尚未正式定稿的时候，这部书的名声就已经悄悄传开了。唐棣等人突然消失在举子们的应酬聚会当中，引得举子们打听相问，唯一知道内情的陈元凤用揶揄的口气回答道：“唐毅夫等人在桑府帮助石越撰写《论语正义》，欲取代何氏《集解》为天下士子必读之书。”

这个传闻于是便在京师悄悄地流传开了。

众举子对于这几人如此“不务正业”都表示不解，虽然知道石越的才气，但是听说他二十多岁就想着书立作，还是要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他自不量力。六人闭门写《论语正义》成为熙宁二年十一月份时举子们酒席间的一个笑话，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这部“大作”的刊行，以期看到一个更大的笑话，只有极少数人谨慎地相信石越或者真有过人的才华。

这件事的真伪已不可知，因为事后没有人承认他们曾经嘲笑过《论语正义》。

当时唐棣等人完全沉迷在编撰之中，他们知道自己凭借着参加了这本书的创作，就已经足够名留青史了——这种荣誉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奖赏。桑俞楚和唐甘南一方面筹备着棉纺设备的制作，一方面干脆斥资购下一间雕版印刷作坊，只等全书定稿，就立刻刊印发行。

但在底稿草就之后，石越却迟迟不肯定稿。

这部《论语正义》里，藉着对孔子及其门人语录的解释，不仅仅第一次清晰地提出了“民本主义”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并且石越还强调了“逻辑学”<span class="notetext" data-note="这是石越故意使用的西方名词。中国古代的“名家”其实质就是逻辑学，但北宋时主流意识形态并不认可名家，甚至鄙薄名家。石越为了减少不利影响，所以提出了这个新名词。"/>的意义。对于政治体制，石越无比清楚地提出了权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对管子的议论，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义，指出“仁”最大的目标便是让四夷同沐德化，接受华夏的思想与文化；并且数次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抱负，应当是让所有的民众全部过上平等而富实的生活！他在书中强调孔子认为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认为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礼义，这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

可以说，虽然恪于《论语》这本书的内容，石越所表达的有限，但是对现代的政治思想，他几乎都有或含蓄或清楚的表达，甚至还暗示了天子的设立，是用来为天下万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统治天下万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