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与皇帝共治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强调华夷之辨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地重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对孟子都非常的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因此也格外的显眼。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丧，石越更是提出“贵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这样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

凭着谨慎的个性，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判断形势之前，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新的思想只能慢慢地提出来，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请了十几个老先生来专门审查这部书中是否有犯忌触讳之处，然后自己和唐棣等人反覆讨论，希望可以把握一下当时代的人对一些事情能够接受的感情底线，最后终于还是做了一次修改，将如三年之丧之类的内容中关于批判的部分删掉。

唐棣等人对石越如此持重几乎是不能理解，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宋仁宗以来对士大夫格外的优容，而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刚刚开始，并没有波及到他们这些尚未入仕的儒生身上来，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小心。李敦敏夸张地说：“此书一出，从此天下学《论语》者案上必置一本《论语正义》，而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故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正义》。”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将享有的巨大声望，虽然这部书是石越的作品，但是他们也很自豪自己能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只有唐甘南和桑俞楚暗暗叹服石越的老成稳重，二人对石越也因此更加信任。凭借着他们二人半生的阅历，他们绝对相信这个石越能够把他们唐、桑两家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商人的本质是投资与回报，初步排除他们有可能陷入谋反的阴谋中这一可能之后，他们已经决定做一次政治投资，从此让他们两家摆脱贾人的名声，从他们的下一代开始，桑唐两家将成为名宦之族、书香世家。唐甘南给唐棣父亲的信中说道：“我们唐家现在有一个百年难遇的机遇，借助这个人，不仅仅毅夫侄儿可轻易当大官，便是我们二人，得个朝廷的封赐，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笔生意，断无不做之理……”

基于这种判断，桑、唐两家对石越的支持不遗余力。当时的工商业相当繁荣，身家亿万贯的商人也并不罕见，桑、唐两家在商人之中只能算是中等，但是其财力也已相当可观。

熙宁二年十二月中旬，全套的棉纺技术设备基本上已经试制成功，同时，石越开始对《论语正义》定稿。每议定一卷，雕版工人立即开工雕刻，桑俞楚和唐甘南为了让这套书有最好的印刷效果，完全不计工本，除了原有雕版印刷坊内的工人外，还特意请来了汴京最好的数十名工人，刻板、纸张都是上上之选。但尽管如此，要刻出二十余万字的书版来，也非易事。一个字不小心刻错，整版就要重来，书版堆满了印书坊的十多个房子，上百个工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到十二月结束的时候，一部《论语正义》不过刻完了四分之一！

石越对于这种进度十分的困惑。

他向工人们询问：“我听说有一个叫毕昇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无论成本还是排版的速度都要比雕版要来得好，为什么你们还用雕版呢？”

工人们却茫然不知毕昇为何人，只告诉他，现在的确有人用泥活字印刷术，但是主要是在杭州一带，并不普遍，汴京较少采用。因为活字印刷质量不如雕版，泥活字又不能使用太多次，于效率上的改善也并不显着，成本降低也很少。

石越默默听着。

他当然知道此时肯定有活字印刷术存在于世，要知道记载这件事的沈括正当壮年，如果他没有看到，也不至于乱写，何况这也不是乱写可以写出来的。他寻思着：“活字印刷术肯定比雕版印刷术要强，至少适用于大规模的生产。但是谷登堡印刷机和铸字机却不是一下子可以造出来的，况且用于金属活字的油脂性油墨也是个难题。如果用王祯发明的木活字印刷术，采用转轮排字架，再加以更现代的生产流程进行管理，效率一定可以提高很多倍，以后再慢慢向铅锡合金活字发展也不迟。”

因为这些日子唐甘南主要把精神放在那些棉纺机械之上，石越便去找桑俞楚商议，让他收购一家活字印刷坊，改进印刷术。桑俞楚立时便答应了，他虽然知道活字印书坊利润并不高——它在硬件成本上低于雕版印刷，但是在软件成本上，因为雕版工人不需要识字，而活字工人却需要识字，活字印刷的成本就要高得多。但这件事已经不能纯粹从生意的角度来看，因为是石越看中的事情，也许利润超出想象也说不定的。

桑俞楚是做事有效率的人，在除夕之前，他用五百贯钱买下了一家活字印刷坊，改了个招牌叫“桑氏印书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