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当真没有想到王安石多了个吕惠卿，气象就完全不同了。创办经义局、《经义局月刊》、《国子监月刊》，让人根本提不出半分反对的理由。王安石亲自指定的一班人，从此天天开始聚集经义局，编修《三经新义》，希望有一天让这本书成为“全国公务员考试的唯一指定教材”。石越从心里面就反感这种指定唯一教材的做法，明清八股取士，其实八股文的形式并不足以为害千古，真正为害千古的，是所有经文的解释，都必须来自于朱熹的理解，这样才会严重束缚读书人的思想。本来程朱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历经近二百年的曲折，能够在有宋一朝的各种思想学说中胜出，自然是有其出类拔萃之处的，朱熹也不愧为儒家的一代宗师。但是当他的哲学思想由明清的科举异化成官方的意识形态之后，一切便走样了。这一点石越知道得很清楚。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正算得上是其始作俑者。只是，石越虽然反对，但是想要正面辩论，以王安石、吕惠卿对经义的了解程度，他却根本不是对手，他也不会自取其辱。至于和皇帝谈论统一思想的害处，那实在是对皇帝要求太高了，赵顼绝对不会反对统一思想，实际上自有人类以来，几乎所有的人类都希望别人能接受自己的思想。

好在《三经新义》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编成的，所以石越还有时间去想对策，何况这也不是最出乎石越意料的事情。

最让石越吃惊的事情，是王安石提请皇帝，中书门下省要创办机关报《新义报》！

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官方报纸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诞生，石越不太明白自己心裏是什么滋味，是自己对这个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有了一丝成就感，还是政敌越来越聪明带来的忧虑感，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件事没有人说得清楚。石越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王安石要创办《新义报》，其目的绝非为了促进言论自由与新闻监督，而是明显地要利用巨大的行政资源来影响舆论，攻击反对者，以求顺利地推行新法。《新义报》从一开始，就注定它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其影响绝对不会比《汴京新闻》要低。

“丞相，石越对于办报纸一定很在行，既然中书省想办《新义报》，朕以为就让石越主编如何？”赵顼对于办《新义报》倒并不反对，但是他的建议却未免让王安石哭笑不得。

“臣以为石越在中书省检正三房公事，事务繁忙，又要顾及白水潭学院诸事，恐无暇脱身。臣推荐许将、彭汝砺、许安世三人为编辑，陆佃为主编，必然不负陛下所托。”王安石从容答道。他举荐的三个编辑，全部是状元，其中许将更是文采出众，深受赵顼器重，曾经免试为知制诰，三日三迁；而彭汝砺也是深受王安石器重，做过国子直讲，为人正直敢言；许安世则是陆佃的学生，陆佃又是王安石的学生。

如此阵营，赵顼自然照准。而《新义报》单单是三个状元作编辑，就已让人目眩，当时的状元，便是和天上的文曲星相比，在老百姓眼中，实际上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五日，晴，《新义报》创刊，首发十万份，其中由驿亭送往全国各路府州军县官员的报纸占两万份，汴京卖掉八万份，超过《汴京新闻》，成为大宋第一大报。

作为官方报纸的《新义报》，其影响力远远超过《汴京新闻》，虽然模仿《汴京新闻》的体例，但是这份报纸的特殊身份，无疑使它具有了官方喉舌的意义。因此对报纸的控制权，同样会牵动许多人敏感的神经。

在《新义报》创刊三天之后，已经身为经义局编撰的王雱被任命为《新义报》副主编，成为《新义报》的“太上编辑”，因为《新义报》完全是一个新生的机构，而且不涉及具体的政务，因此王雱并无回避的必要——虽然冯京提出宰相子侄最好回避，但实在是没什么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