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绝没想到，好不容易走出熙宁最后那几年的阴影，眼见着这个国家财政开始充裕，边境安宁，朝野各种政治势力难得的相安无事，甚至有点齐心协力的意思——这二十年来的努力渐渐都有了好的结果，心理上刚刚感觉松了口气，正待大展拳脚，继续做一些以后想做而无法做的事情——然而，迎接他的绍圣七年，却是一件接一件的噩耗。

随着唐康带回来的消息，综合职方馆的秘密报告，辽国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现实，就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时机。

原本，石越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有萧佑丹在！

尽管萧佑丹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但自从经过上一次辽宋之间的危机后，石越心裏就很清楚，只要有萧佑丹在，辽国就不可能真的南侵。

但是，这个时刻维持着辽主与他手下那些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的理智，引导着契丹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智者，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这件事是如此的突然，石越在得知萧佑丹坏事后，还曾经建议司马光与王安石，要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宣称大宋最惧怕的就是萧佑丹，以此来帮萧佑丹一把。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司马光与王安石还在犹豫，萧佑丹就已经变成了刀下冤魂。

仿佛是嫌这一盆冷水还不够冰，绍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唐康在廷对时宣称辽国必将南侵的第二天，石越又接到一个噩耗。

王安石于前一天晚上逝世！

对石越来说，这件事可以说突然，也可以说不突然。

以他所“知道”的来说，王安石早就“应该”死了六七年了，司马光也是如此。但是，当这两个人在“应该”死的那一年没有死，而一直又活了六七年后，石越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谁说他们就不能和几年前去世的文彦博一样，活上个九十多岁？

可就在石越开始这样以为时，王安石却突然死了。

没有任何预兆，上午，王安石还参与了小东门召见唐康的会见。回府之后，一切如常，按时就寝，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得到王安石的丧报之后，石越有好一阵子不肯相信。范纯仁拉着他一道禀告高太后时，他依然失魂落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他奉旨到了侍中府，亲眼看见王安石的遗体，他才意识到，王安石真的死了。

即使到现在，时间已经又过了一天，石越仍然很奇怪自己的反应。

因为他与王安石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相反，两人在很多时候，还是政治上的对手。

他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反常。

是因为他觉得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有这样平凡得到极点的死法？

不，石越心裏知道，这样的死去，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一种奢侈。

那么，石越能够给自己找到的理由，便只有一个了。

便如担心萧佑丹死去辽国会失去控制一样，他也直觉地意识到，王安石一死，新党也会失去控制。

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石越让自己接受了这个解释。

判太原府吕惠卿，已经在河东路那个“穷乡僻壤”待了整整八年。王安石曾经希望将他调到一个好点的地方，但被司马光一口拒绝——能够符合吕惠卿的身份，离汴京又够远，还要偏僻穷困，同时还能保证吕惠卿生不了什么事，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太原府——这是石越心知肚明的。如吕惠卿这样的人，丢在边境，他能立军功，赶到南方，他能剿蛮夷，若在江淮，他能把地方治理到你不注意他的政绩都不行的程度。若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到时候顾念旧情的王安石再说说情，司马光和石越那才是真不好回绝——既然是合作，总不能老顾念旧嫌，但这个旧嫌，却又的的确确是拔不掉的心头刺。

石越心裏清楚，他相信司马光也肯定知道，这八年，吕惠卿把太原治理得井井有条。换了别人，早就美誉如潮，荐章迭上，召到京师重用了——事实上，太原府也已经接连有两任通判考绩卓异升迁了。这是司马光用另一种方法宣称，太原府的政绩，是那两位通判的，建国公只是在太原府养老的。

可惜的是，吕惠卿自己却未必甘心在太原养老。

蒲宗孟、曾孝宽这些新党名臣一个接一个地去世，章惇、曾布们又俨然与新党分清了界限，如今朝廷中，被人视为新党，而自己也承认是新党的宰臣，实际只有枢密副使许将一人而已。

但许将的个人魅力，完全无法与吕惠卿相提并论。而在“和衷共济”的大策下，被调任回本土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另一位新党名臣蔡确，因为长期在海外，回国后又没能进入中枢，影响力也非昔日可比……

因此，石越的担心绝非是空穴来风——如若王安石一死，新党中的一些官员转而支持吕惠卿，那么绍圣以来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新党掀不起什么大风浪，在高太后垂帘的情况下，两府六部学士院各寺监的主官中，新党可以说屈指可数，几乎已经完全无法影响朝廷的决策。但石越心裏却是清楚实情的——这七年来，所谓的“新党”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分崩离析，反而渐趋稳固，隐隐地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了。

首先是作为对王安石的妥协，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举荐的人，绝大部分都得到了相应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县，是属于新党阵营，或者同情、支持新党的政策的；这个比例在路一级的官员中，也占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这个比例至少也有两成。

而这个所谓的“新党”，还只是指你几乎可以将他们毫无疑问地视为“新党”，在政治上绝对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绍圣以来，有许多人，连石越也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新党”。

从韩维、韩忠彦这样的顾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张商英们，还有地方上如陈元凤这些人……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党”，完全取决于你对“新党”的定义是什么。

若认为“新党”只是隶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从“新党”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张来定义“新党”，那么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党”。甚至如曾布、张商英，石越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算是自己这一派的，但是若论他们的主张，仍然是新党的。

石越暗地里分析过绍圣以来，经过改变的新党的政治主张。

在石越看来，如今的新党，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以“富国强兵”为基础，鼓吹继续变法。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经济部门，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以谋求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让国库丰裕。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以国库是否丰裕为主要是非标准。除此以外，他们还普遍主张进一步改革役法，坚持推行免役；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政府雇傭，让政府承担更多的义务；赞同以激烈手段铲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权阶层，反对荫官等等。而在军事与外交上，绍圣新党几乎全部持扩张与强硬政策，甚至他们经济政策之目的，就是训练精兵，对外扩张。但他们的目的论色彩太强烈了，以至于在这方面并没有清晰的政策，有时候反而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现有之兵役制，同时又仍然鼓吹恢复全民皆兵的古制……

从本质上来说，绍圣新党与熙宁新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们明智地摒弃了一些已经证明不成功的东西而已。而这让绍圣新党更加具有吸引力——人们是善忘的，既然熙宁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变法并没有造成真正严重的后果，那么所有的过错，很容易就被遗忘，甚至被巧言辩护。

如果说凡是持这种政策主张的人，都算是新党，那么石越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章惇、曾布、张商英们排除在外。也许，连唐康也得算进去。

石越心裏也很清楚新党在这七年间能够形成真正稳固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如熙宁年间一样充斥着政治投机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安石的让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时间，重建了他的声誉；而另一方面，司马光的全面战略收缩，在国力已经增强的情况下，也并不是那么得人心，朝野之内，对此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与契丹的条约，连石越也让许多人大感失望。

旧党如今还能够继续掌控这个国家，主要依靠的，不过是高太后与司马光的个人威信而已。

绍圣以来，虽然新党实际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吕惠卿派、极端派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这七年来一家独大，使得新党相对稳定。而执政的旧党，内部却是矛盾重重，而且其冲突更是公开化。这些君子间，既有范纯仁为首的温和派与刘挚为首的台谏派之争，还夹杂着一些极端的守旧派在其中兴风作浪，同时，还有以地域和师门为划分的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人事矛盾、意气之争掺杂其中……总之，其内部关系之复杂，连石越有时也搞不清楚。这七年来，这些君子们因为小事反目成仇，互相指斥对方为小人，恨不能将对方赶到凌牙门去——这样的闹剧，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

如若司马光也死了，石越几乎敢肯定，不待新党来收拾他们，旧党自己先就会斗个头破血流。

不过，毕竟大宋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虽然并不能为所欲为，但只要有高太后在，旧党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人能挑战的。

所以，幸好现在暂时还不要操心旧党的事。

新党的即将失控，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