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般的历史书籍，乃至是专业的学术论文、着作中，谈到中国任何一段历史的风俗，甚至是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都习惯于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讲述。但这样宏观的视角，其实是有其极大的片面性的，因为古代中国，在本质上是由若干个“亚区域”构成的联合体，任何地方性的样本，都不能轻率的作为全国性的证据。

这就好比今天一个老外来到中国后，如果他只看到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便将此视为中国的印象，那无疑他得出来的中国，将是一个非常片面的中国，他会觉得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但若是他只去了那些偏远的山区，就以为他认识了中国，那也并非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其实过去的历史学者，在观察中国历史时，便常常会犯这样的“老外式错误”。

有些历史学者，只会流连于北京与上海，眼睛里只看得到一个时代最好的数据——他们眼睛所见的，是那个时代最文明的一面，最先进的各种技术，最具文明的政治精神，最高的亩产量，最出色的法律实践……于是，一个时代突然间就变得无比的美好。在经济史上，有两个专门词语用来形容这种历史观察法——“选精法”、“集萃法”。

当然，在我们国家，更多的历史学者或伪历史学者，走的却是另一个极端。他们眼里，只看得见中国古代最腐败、最黑暗、最落后的角落，就如同他们只知流连于我们这个社会最贫穷的角落里，他们并非不知还有北京、上海，但他们相信那只不过是点缀，即使偶尔提到北京、上海，他们所见的，也只是那里的黑暗、腐败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看待现实的社会，不过我们可以用最大的善意相信，他们一定是些值得尊敬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的大量描述让我们相信，他们认为最贫穷的人民，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真实，在贫穷与黑暗面前，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只是时代的虚幻，甚至是时代的犯罪。

这样的历史逻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中国史观。

不过，幸运的是，近十年来，至少历史学者们已经开始逐渐反思。当观察者的眼睛，超离了两个极端，我们就会接近历史的真相；当观察者的野心，不再执着于得出宏观的结论，我们就可以看到空间的区别。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阿越会尝试着，用这样的精神，向大家介绍《新宋》所处时代的风俗人情。

<p/><h3 class="h3 center">之一 南北有别</h3>

只要我们提到《新宋》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的风俗，即使对北宋历史不太熟悉的人，也会张口说出《东京梦华录》与《清明上河图》来，这一书一图，一起描绘了北宋汴京的绝代风华。

但是，当我们的眼睛通过《东京梦华录》与《清明上河图》来看宋朝时，我们需要知道，那仅仅只是大宋朝的东京开封府——我们当然也可以通过纽约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文明，通过北京、上海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这并不算错误——只要我们心里面明白，那里仅仅只是一个时代中最繁华的所在，便可以了。所以，若有人误会，汴京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就是当时大宋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那么请让我们列队欢迎火星人吧！

在《新宋》的时代，汴京也许可以作为全国性的代表，但绝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典型。而且，我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不仅汴京不能，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县，任何一个州，任何一个府，任何一个路，可以作为全国性的典型。

因为，在《新宋》的时代，所谓的“南方”与“北方”之间，有着巨大、显而易见的差别。这种巨大的区别，甚至不止于风俗的不同，还体现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各个方面……

所以，当我们用眼睛去看北宋的风俗时，第一眼看去，看到的一定是——“南北有别”。

<p/><h4>1.宋代的南北</h4>

哪里是南方？哪里又算是北方？

这绝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南北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一个湖南人，有时候会自然而然的以长江划界，长江以北，便算是北方，长江以南，就是南方。但若在信阳人的心中，这个标准却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也许会觉得，黄河以北才是北方，而信阳应当是南方；可在广州人心中，那么过了韶关，都算是北人了。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宋人心裏的“南方”与“北方”，究竟是指哪些地区。

读了这么久的《新宋》，想必大家都已经对当时的行政区域有所了解，而在书中，大家也会经常看到诸如“西北”、“两北”、“河北”、“东南”……这样的名词。细心的读者，也许早已经深究过这些名词的真正含义——没错，所有这些名词，都是有其特定所指的，而且还有其特定的文化意义。

其实无论是“南方”、“北方”也好，“东方”、“西方”也好，倘若认真追究起来，都并不简单，因为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观。所谓的方位与人们心中的“中心观”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今天我们开口谈“远东”，闭口说“中东”，这就是一种欧洲中心观，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霸权。因为如果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地区，所谓的“中东”，实际并不东，它应当是人类文明中较为中心的区域，若按中国人的文化习惯，那里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而所谓的“远东”，也并不远。而即使换到19世纪以前的中国，也绝难想象会有中国人会接受欧人所说的“中东”、“远东”这种称呼，断不可能像今天的中国人一样，对此居之不疑。因为，按当时中国人的中心观，所谓的“远东”，倒是天下的中心，而“中东”，却分明在西边。

在《新宋》的时代，人们就是以汴京以及京西路（主要包括今天的河南以及湖北北部）为中心，向四周投射视线的，因此，才有所谓的“西北”、“东北”、“东南”、“西南”。而其“东北”所指的地区，就与今天的“东北”，绝不相同。

宋人所说的“西北”，指的是陕西、河东、河北三路，所以，有时也称为“西北三路”；“东北”，指的是京东路，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地区；“西北”与“东北”，又合称为“两北”。而“西北”这个词，有时候更被用来泛指北方，不仅包括两北地区，连汴京、京西路，都包括在内。换句话说，两北地区与汴京、京西等地区，构成了宋代的北方。

“东南”指的是淮南、两浙、江东、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路，但严格意义上的“东南”，则只指所谓的江、湖、淮、浙“东南六路”；“西南”则包括成都府、利州、梓州、夔州、广东、广西（偶尔我们也会发现，人们也将广南东西路视为“东南”的一部分）等路。这“东南”与“西南”，便构成了宋代的南方。

这个，便是宋人心中的南方与北方，实际上，便是一种以开封为天下中心的价值观。

在弄清楚了宋人心目中的南方与北方后，我们就可以正式来看一看，宋代的南方与北方，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既然是“风俗志”，当然便要从衣食住行说起。

<p/><h4>2.南北有别之衣食住行</h4>

南方与北方，因为气候、地理的差异，在衣食住行上的差别，直到今日这个气候紊乱的世界，都还顽固地存在着。在一千年前，人类还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地球上时，南北有别，自然不足为奇。况且，以宋代而言，南北方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差别，其实并不算特别的大。

不过，话虽如此，如果你固执一点，有时候却也足以致命。

这绝非是阿越夸大其词，在宋代，就发生有南方人因为对北人穿毛褐衣服深恶痛绝，宁肯冻死也要穿绢绸衣服的事情！而他最后果然因为受冻而病死了。此君大名鼎鼎，姓徐名铉，宋太祖的那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对他说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谁知道是不是因为徐某人受了宋太祖的刺|激，对北方产生的强烈逆反心理所致？

实际上，衣着方面，乃是宋代南北的差异中最小的一项。宋人在这点出奇的一致，不管南人还是北人，都会追求时髦，追求奇装异服，但凡经济条件许可，便会尽量让自己穿好一点。司马光在教育他儿子时，留下了一句非常着名的话：“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这句话在今日被人们广泛引用，视为宋代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象征。但其实这句话，亦可以视为对当时人们衣着风俗的一个形容。当时的民众是如此追求时尚，司马光、程颐，都是广为人知的服装设计爱好者，而苏轼设计的“东坡帽”，更是成为一时时尚。说到这裏，有一样要顺带着说明，在《新宋》的时代，士大夫中间还不流行头巾，头巾依然是普通百姓的流行品，一直到过了几十年后，公卿们也开始向百姓看齐了。喜欢留意宋人画像的朋友会注意到，岳武穆头上襄着的，就是头巾。这也是宋代服饰的另一个特点，以往在服饰上等级森严的制度，在这个时代，已经彻底的支零破碎了。

如果说南北之间，在服饰方面还只是存在个人极端分子的偏见的话，那么在饮食方面，南北方的差异，就体现得要更明显一些。而且这种差异，还相当的有趣。

从口味上面来说，宋人南北口味的差别，与今日是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因为，有可靠记载表明，在宋代，南方人的口味以咸为主，而北方人却以甜、酸为主。这个特点，令我非常的怀疑，今日江浙一带的口味，可能是宋人南渡带来的结果。

在口味以外，若除去汴京城这个繁荣到堕落的所在，总体来说，南方的饮食，也比北方讲究、精美。在北宋人所撰的《类说》中，没头没脑的记载了一句俗语：“不到长安辜负眼，不到两浙辜负口。”阿越想了很久，都没有想清楚前一句的意思，究竟是长安山水美？还是长安美女多？总之这句俗语是说，不去长安的话，对不起你的眼睛，至于怎么样才算对不起你的眼睛，真要留待诸君去自由发挥。但后一句话的意思，却是很明白的，不到两浙，真是对不起你的口啊。可见在当时，两浙就已经是美食之乡，据说蔡京吃一次鹌鹑羹，就要杀数百只鹌鹑，请一次客，单蟹黄馒头一样就要花费一千三百多贯，不知道是不是在杭州当官时养下的坏毛病。

当然，所谓饮食的精美讲究，自然只能归属于有钱阶层享受。就普通民众来说，吃得最多的，当是泡饭、川饭、衢州饭。泡饭到了今天，在杭州一带还能吃到。而对于南方人来说，在分茶店卖的川饭，就是最主要的主食了。据说，在汴京的许多店子里，生怕南方人不习惯北方人的口味，就专门有“川饭”卖给南方人吃——只是不知道，这川饭，是不是今日遍布全国的川菜馆的老祖宗？

衢州饭则是一种快食饭，实际上就是焖饭，在当时，“尊贵人”是不吃的，对于不挑拣的普通民众来说，工作之后，找一家衢州饭店，填饱肚子继续干活，就是他们最常见的生活方式。

而在饮的这方面，宋代的三大饮料，依次是酒、茶、汤。在《新宋》中，我们也经常见到点汤送客的习俗。北宋的汤，和我们今天的汤其实是有所差别的，当时的汤，大多数都是药汤，其中会配有甘草等药材。除去这三大饮料外，牛奶与果汁，也能跻身前五位。北方人常常喝牛奶、马奶、驴奶、羊奶，南方人当然就没有这么好的天然条件，但据说两浙路的民众，对于牛奶也很喜好。

衣食以外，于民众生活来说，最重要的便是住了。一般来说，宋代普通的百姓，条件较好的可以住上瓦房，条件较差的，则还是只能住草房。除了南方一些地区有住竹楼或者以船为家外，这一点南北并无多大差异。南北方最大的差异，表现在对住宅的装饰上面。

宋人很重视装饰家居，李师师的卧室里，就到处挂着山水画，而有些人家，更是挂肖像画，如果说黄庭坚家里挂着他老师苏轼的画像，还只是体现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那据记载，有些人家挂着自己妹妹的肖像画在书房里，就应当和习俗有关了。

但这种程度的装饰，只不过是很普遍的行为。相比起杭州人对家居装饰的狂热，真是不足挂齿。翻开《宋朝事实类苑》，我们就会看到如此记载——杭州人如果家里有一百贯财产，一定会用超过五十贯以上来装饰门窗。这可绝对不是孤证，因为欧阳修也用诗句记录下来了这个风俗——“越俗僭宫室，倾赀事雕墙”。

而在行的方面，金庸最爱说的是“北人骑马南人乘船”。不过，宋人的实际生活中，骑马和乘船，在“行”来说，所占比例到底还是少数，多数人多数时间，不管南人还是北人，都是在走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