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在西方人的刻板印象中是聪明的，冠以“东方的犹太人”之称，但同时他们又认为华人太过聪明，甚至有些精明和狡猾，其中一点便是华人爱找漏洞、钻空子、讲变通。
华人喜欢抄近道，喜欢将变通视为生存的法则。找关系、托熟人、走后门是变通规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变通执行；找漏洞、钻空子是变通管理。华人认为，变通是才能中的才能，智慧中的智慧。变通可以进退、可以方圆、可以黑白、可以取舍、可以虚实，也可以缓急。总之，凡事可以权宜。所以，当规则出台时，人们习惯性地思考如何规避规则，如何变通规则，如何绕道行之。
人类需要规则，规则用于约束人的行为，限定做事的方式和程序。人人遵守规则，事情就变得简单。但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规则，任何法规只要你想钻它的空子，就一定可以找到空子可钻。世界上没有破坏不了的规则和制度，只要有足够的聪明和胆量，再严谨的规则，也是可以有变通的手段的。
变通的心理是一种在毁坏既定规则前提下的功利主义的价值选择，是人们为了个人利益而篡改规则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它是对规则的无视和藐视。华人喜欢对规则进行肢解、变通、歪曲，以便趋利避害。如果无法肢解、变通、歪曲的话，那么就找它的漏洞，争取绕开、避过。
但是对一个社会而言，钻空子的聪明人太多，社会就会被腐蚀，从精神到肌体，从道德到行为。整个社会进而也会出现一种集体失范的状态。而变通和坚持并非是一对矛盾体，在现代社会中，人可以变通，变通才不至于僵化，但是规则要坚持、制度要坚守，否则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制度的漏洞可以完善，政策的漏洞能够弥补，若是意识上出现漏洞，心理上出现空子，才是最具危害性的。
在南洋联邦，这种现象在几位试图钻空子的富商大贾被严厉惩治后，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震撼。钻空子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大，几乎会让人身败名裂，与获得的利益相比，显然过于悬殊。给你们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但必须遵纪守法，必须牢守规则，否则，倾家荡产也不是不可能的。
对黄历来说，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继承过来，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心转移到南洋联邦，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绝不是规定些传统节日那么简单。而通过法律强制、社会公德的宣传来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更不是一代人、两代人便能成功的。尽管清除华人脑中固有的思想非常困难，但黄历却必须做下去，没有听之任之的理由。
当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比其他国家的文化体系更适合时代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发展就会快于其他国家。赵武灵王、秦始皇、唐太宗、武则天以及英国的君主立宪、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都是通过文化体系的变革，换来了国家的强大。所以，聪明的统治者、或者说有追求的统治者总是想办法使自己国家的文化体系更进步，以此来推动国家的强大。
国家的强大包含着很多因素，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文化上的，缺一不可。一个瘸腿的巨人，象苏联那样，尽管风光嚣张一时，却逃脱不了轰然倒塌的命运。
黄历知道要解决的问题不少，困难很多，但他不服输的性格使他能够制定出相应的计划，并且领导着南洋联邦一步一步地耐心地向强国迈进。
经济上的发展有目共睹，势头不减；政治上，正在亚洲逐步建立起大国的地位，在反击北越的战争中更将向世人证明，谁是亚洲老大；军事上，飞机、坦克、火炮、军舰，以及轻武器，基本实现了国产化，一支精悍的、职业化的陆海空三军令人不敢小觑；文化上，嗯，这个问题是最不好解决的，所要花费的时间也更长，但也没有停滞不前的道理，而是在切实的进行之中。
当六零年的春天来到的时候，南洋联邦、美国和越南王国开始了“轰雷”行动的准备工作。越南王国将在一年内再增加十个直升机机场，扩建已有的四个中大型机场，并加紧培训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陆军的编制进一步扩大，在一年后正规军将达到二十五万的数量。从南洋联邦和美国运来的武器弹药陆续地、秘密地运抵港口，囤积在各个军事据点内……
黄历不想独家承揽对北越的军事打击，他开始积极地与亚共体各国进行了秘密磋商，希望各成员国出兵助战。一方面显示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出兵的正义性。按照亚共体新增的宗旨和纲领，在成员国遭到外来侵略的时候，各个成员国是有支持和援助的义务。
同时，因为在展开军事行动时，黄历很希望美国第七舰队出动飞机助战，所以，他的目光也关注着在美国开始的总统大选。
这确实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尼克鬆和肯尼迪在美国大地上正进行着典型的二人决斗。
尼克鬆的有利条件是：工商业大亨的支持，较丰富的经验（例如，在总统生病期间解决钢铁工人罢工，他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鲍尔斯的成功获释），强大的中产阶级的根基，以及艾森豪威尔当时仍在白官。他极力鼓吹自由企业的好处、个人的责任感、顽固的反共精神以及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繁荣与和平。
肯尼迪的有利条件是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他父亲的巨大财富，他的普利策奖，对他友好的报界，他个人的魅力——当时记者们已开始称之为肯尼迪“风格”，以及他身为多数党成员的身份。他大肆宣扬的主题则是：美国的威望正江河日下，美国人必须努力争先。
起初，根据盖洛普的调查，尼克鬆以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四十六领先于肯尼迪，但也许是运气作弄，也许是老天眷顾肯尼迪。尼克鬆南部之行的第三天，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被汽车车门撞伤右膝盖。伤处一时不愈，经沃尔特·里德医院检查，发现伤口已受到溶血性葡萄球霉茵感染。他必须留住沃尔特·里德医院两个星期，接受大剂量抗生素治疗，否则就会破坏膝关节软骨。
于是，尼克鬆只能仰卧在床，一条腿牵引着，为平白失去的时间懊丧不己。恢复活动后，他又在圣路易斯得了感冒，嗓子嘶哑了。真是祸不单行，这时又发生了宗教问题。
尼克鬆曾一再指示他的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任何人讨论肯尼迪的宗教问题。不幸的是，他却未能制止住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全国最着名的新教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
皮尔博士带领着一群牧师，發表了一篇声明，表示怀疑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总统，能否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这时，肯尼迪抓住时机来对付这个他知道迟早必须正视的虽微妙的问题，大休斯敦传教士协会恰好己邀请他到休斯敦的赖斯旅馆讲讲他的信仰问题，他接受了这个邀请。在那里他庄严、明确地宣称，他坚信政教完全分离的原则，并说如果他发现自己不能解决良心和职务之间的矛盾，他就辞职。牧师们对此报以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