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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丰立刻陪我去看医生，结论是“严重过敏”，最可能的过敏源是我今天早上吃的药。

陆丰觉得对不起我，“早知你这么麻烦，就不随随便便给你吃药了。不过，我自己吃那种药真的一点事也没有啊。”

我只顾愁眉苦脸看着自己快肿成半个猪头的脸，“这下怎么办？”脸上和身上的红斑和块块已经“农村包围城市”，奇痒无比，惨不忍睹。

我打电话去公司请假，吃了抗过敏药，躺到床上昏昏沉沉睡了一下午。如果说昨天晚上是一场赌气，那么，现在我正在为自己的不负责任受到惩罚。

傍晚，有人按门铃，按了好几次，我没去开门，因为我想那大概是吴丽，我不要她看见我现在的样子。我的脸自己看了都怕，不要说别人。

到晚上，换成了电话铃一遍一遍地响，直到我终于拿起话筒来。

吴丽在电话那头很着急地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镇定一点，“我在睡觉。”

“是这样，”她的声音平缓下来，顿了一下，又问：“阿文，你，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不舒服？”

“没有，”我脸上热起来，加倍的痒。我一边用手掌揉脸一边对着话筒说：“我很好，真的。”

“我来看看你。”

“不要不要，”我叫起来，“你不要来。”

“我一会儿就走。”

“也不要，我……我现在不想见你，实在不想，所以我求求你不要来!”我着急了，声音提高好几度。

“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不生你的气了，不过我也不想见你，我现在要睡觉，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就这样吧。”我几乎要哀求她。

“阿文，”她的声音无比柔和，“以后我再也不对你说谎了。再也不了。”

“嗯，那好。”大概是抗过敏药的作用，我的眼皮涩得张不开，头好像有千斤重，“那就这样吧。”

我挂上电话，马上又钻回被子里呼呼睡去。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脸上、身上不再那么痒，大部分的肿块已经平下去，红斑也不太明显了。我洗了脸，上班去。

在一个漫长的红灯下，昨天清晨的茫然心绪又冲上脑门：吴丽现在在想什么？除了不说谎，她还能对我做出什么承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从谁开始，大家都说要把“性”和“爱”分开，不管是否真的潇洒，至少要学着去潇洒，我想我也不例外。可是，从心底里，还是忍不住质疑：没有足够的“爱”，“性”又有多少分量？我试图用“性”来证实“爱”，也这么做了，却只证实一点：实在令人沮丧。

再见到吴丽的时候，我努力装得泰然自若，她好像也心照不宣，总之，我们都绝口不提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两人独处的时候，我总有点担心她会再提出要求，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不跟她探讨“采取措施”这个尴尬的话题，可是，她没有再提出过，只是对我更加体贴。

有一本书上说，男人要是和女人发生了关系，身体里会分泌出一种物质，让她对那个男人产生依恋的情绪。以前觉得这种说法耸人听闻，现在看来却不无道理，在那场闹剧一样的“初夜”之后，我发现自己好像的确更加依恋吴丽。同一本书上也说，男人往往把已经同她发生关系的女人当成自己的“占领区”而失去兴趣。我希望那个作者在胡说八道。

那年过生日，吴丽送给我一台小小的、红色的手机，每月有五百分钟通话时间，她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设成我手机上的第一个快捷键，“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随时找我了。”我说：“我可不一定有空找你。”心里却很感动。

今年十月，吴丽去了杭州。她把两个箱子塞进道奇车的后备箱，搓搓手，微笑着说：“阿文，好好照顾自己。”我看着她脸上阳光般的笑容，拉住她的衣袖，“你不许扔下我不管。”

“不会的。”她抚摩着我的头。

我伸出手去，又要把她的头发弄弄乱，想想又没有，陆丰说过这时候摸人家的头是晦气的，立刻又把手缩了回来。

她看看我，“怎么变乖了？”她已经习惯我把她的头发弄成一窝乱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