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一次写长篇小说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情。

在这期间，我写了随笔和游记，常用的笔记本里也有许多平时攒下的、想要用在小说里的情节和句子，可因为我一直处于某种焦虑中，所以迟迟没有开始。

至今清楚地记得，是在一次赶早班机的途中，“空空”这个名字突然闯入了我的脑海，就像是长久地被掩埋于昏暗中，在灰尘里，终于被我发觉到了其存在。我在那个寂静的清晨与空空迎面相遇，几乎没有一点儿犹疑地就确定了她会是我下一本小说的主角。

或者说，我在下一本小说想要书写和表达的一切，应该是由她来叙述。

在我还很年轻的岁月里，“文青”是一个具有些许理想主义光芒的称呼。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我对它的理解比较粗浅，但无论如何，在过去的那些年月里，我一直都很认真地做着我所认为的文艺青年要做的事情：阅读文学作品，做读书笔记、段落摘抄，也警惕着流行文化对语意和语境的影响。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旅行中，保持敏感，仔细观察人和人所制造的细节，尽量以文字的形式做好记录……对于一个天分不算很高的写作者来说，这些现在看来有些迂腐的习惯，其实仍然起到了自我训练的作用。

即便如此，我却从来没有写过一个文青式的女主角。回想起来，大概是因为，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这样的女主角并不可爱，相反，她的性情当中一定会有些被人看成矫情、造作甚至尖刻的特质。即便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也是不好相处的，而比起和外部环境的冲突，更深层次的矛盾其实往往源于他们的内心。

一个连自己的情感和生活都处理不好的人，如果写进小说里，谁又会喜欢她呢？可我在某个时刻忽然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作者了，我应该有勇气创作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塑造一个有缺点，有让人难以忍受的毛病，但生动和真实的形象。

就是在这样反覆自我拉扯的过程中，李空空这个人物的大致轮廓得以确认。

起初我打算用最擅长的第一人称来写这篇小说，然而写废了一部分稿子之后，我察觉到，这仍然是一条我验证过、知道肯定行得通的老路。所有的创作者都明白这个道理——重复是一种安全但毫无意义的方式，于是在浪费了一些时间之后，我做出了调整，改为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写。尽管这不见得能完成得更好，但对于我终究是一种全新的试炼。

相较于我过往的小说，这篇小说当中的人物角色数量要少很多，也没有更复杂的支线和情感纠葛，甚至没有很明确的男主角。自始至终，真正从纸面凸显的只有空空和宝音这两个女性角色。这也就意味着，它失去了横向扩展的可能，只能纵向地往人物的内心深处挖掘。而这种写法，我觉得比起写欢腾热闹的一大群人，更加耗费心神，也更加考验作者的耐心和笔力。

李空空和周宝音这两个女孩，生长环境不同，性格也大相径庭，但在相近的人生阶段，她们有着同样的困境和自我矛盾。在小说中，从宝音的视角点明了这一点：我们虽然不在同一条船上，但我们在同一场风暴里。

而在小说的结尾，她们的工作、情感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都不是尘埃落定的状态，像是命运特意做出的留白。这恰好也是我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所领悟到的事情：如果将人生看成一条高低起伏的山脉，年岁增长不过是其中一个又一个堙口，你很难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会遇到什么人，一切都不在掌控中。

人要明白无常，理解无常，并且真正接受它。

这本书我是在北京写完的。因为疫情的缘故，我既不能回长沙，也不能出去旅行，因此反而拥有了一大段完整而安静的时间来写它，修改它，直至完成。书中的城市背景虽然是北京，我却很少着墨描述它，一是因为随着社会变迁和互联网对人们生活的渗透，城市与城市的区别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分明，而那些细微的差别与感受，对于小说没有太大影响；二是因为在李空空和周宝音的故事里，她们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时间，而不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