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原合战”

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后，在远江国滨松城西北方的三方原台地，武田、德川两军终于展开了激战。德川军本意是要紧紧咬住武田军的尾巴，好与三河、尾张诸城呈夹击之势，但家康没能识破这根本就是信玄设下的一个巧妙的圈套。

德川军登上三方原台地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的武田军不知何时已经转过身来，正严阵以待本军的进攻。这时候再想转身逃走已经来不及了，阵列稍有混乱，对方就可能全军掩杀过来。家康没有办法，只好列开阵势，准备与天下劲旅的武田军拚个鱼死网破。

武田大军两万五千人，而德川、织田联军只有一万一千，就兵数来说完全落在了下风。战斗在下午四时左右展开，武田方的小山田信茂首先发起进攻，攻打德川军先锋大将石川数正。

小山田信茂所部“新众队”，乃是武田军中相当特殊的一支队伍，每个人都携带着一兜拳头大小的石头，临近敌阵，不放砲也不射箭，却以石头相抛掷。日本的弓是落后的单体长弓，射程近、精度差，而当时的铁砲也好不到哪里去，相比之下，这些练掼了的投石兵，竟然给石川数正所部造成了预想不到的沉重打击。

眼看己方阵列将要被乱石打散，石川数正只好朝前猛冲，想要一举歼灭小山田信茂队。一看敌人开始行动了，信玄立刻挥舞军扇（一种用作军事指挥的团扇或折扇），全军掩杀过去。只见到处都是“风林火山”的孙子四如之旗，瞬间就把德川军给冲垮了。

武田信玄信奉孙武的军事理论，把《孙子兵法》中“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这四句话写上自己的军旗，是为“孙子四如之旗”。大军动时，信玄本人往往在阵后坐着指挥，以取“不动如山”之意，所以信长闻听信玄上洛，才会惊呼说：“山终于动了吗？！”

且说三方原合战，乃是德川家康辉煌一生中的最大一次败仗，全军瞬间崩溃，士卒死伤惨重。织田信长派来的佐久间信盛一看形势不妙，立刻驳马先逃，倒是平手汎秀神情平静地对家康说：“我主数此次出征，三河殿下都派兵相助，现在三河殿下有难，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呢？且待我冲杀上前，掩护三河殿下撤退，让天下人都看看尾张武士的信义！”说着话，领军冲杀过去，随即就被汹涌而来的武田军给淹没了。

平手甚左衞门汎秀，乃是信长的老师平手政秀的第三个儿子，就此英勇战殁。

此外，长谷川桥介、佐胁藤八良之、山口飞驒守、加藤弥三郎四人本是信长的近侍，因为犯了过错而遭驱逐，他们暂时栖身于德川家中，希望建立战功，挽回名誉后能够复归，也都先后殁于是役。

德川家康在亲信的保护下，狼狈逃回滨松城，其世代家臣夏木吉信、铃木久三郎先后伪装成家康的样子以引开武田追兵，全都身首异处。传说家康还吓得拉了一裤裆稀屎，直到进入滨松城，喘息稍定，头脑才突然清醒过来。他命令打开城池四门，还派家老酒井忠次在城头擂鼓，玩了一招“空城计”。

武田军追杀德川败兵来到滨松城下，看到此情此景，不敢冒进，于是在信玄的指挥下继续汹涌向西，陆续攻下了德川方的野田等多座城池。然而德川家康并未彻底灭亡，也不肯投降，终究是信玄的一大心病，他因此不敢快速挺进洛中。

战斗一直延续到第二年也即元龟四年（1573年）四月，壮志未酬的武田信玄终于迎来了他最后的日子。因为身染重病（据说是膈病也即胃癌），信玄主动提出与德川家康和谈，然后在回归甲斐国的途中病殁于信浓驹场，享年五十三岁。

《甲阳军鉴》中记载，信玄在病榻上对山县昌景说：“一定要把武田的旗帜插到濑田（在京都地区）去！”

信玄去世了，武田军陆续后撤归国，笼罩在信长和家康头顶的乌云瞬间一扫而空。长舒一口气的织田信长，下定决心要以最快速度解决畿内诸般问题——信玄虽死，东面还有上杉谦信，如果他也来搞一下什么“上洛”，自己又要陷入苦战了，只有先稳固京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可怜的足利义昭将军却并没能及时得到武田信玄退兵的消息，他受三方原大胜的鼓舞，终于决定要和信长正式翻脸了。

“将军“谋叛””

从永禄十一年（1568年）织田信长拥足利义昭进京开始，畿内政权就具有奇特的两重性，任何分封领土等重要文件，都会盖上义昭的“御下行”和信长的“御朱印”两方印章。然而实际上，前一方印章是空头的，后一方才具备实际效力。

况且，双方合作的蜜月期维持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因为义昭的轻举妄动，信长开始颁发文件来约束他的权力。永禄十三年（1570年）拟定了《五条书》（又称《殿中御掟》），信玄展开上洛之战前，又发出了《异见十七条》（又称《失政十七条》），其内容为指斥义昭的失德，说他不敬天皇、刻剥百姓，“贩夫走卒皆知公方之非”。

同时，信长还扛出空壳的天皇朝廷来制约和分流幕府的影响力，他修缮皇宫，贡献金银，装出一副对朝廷极端恭顺的态度。这是为了告诉天下人，真正有资格统治日本的并不仅仅是幕府将军，还有京都的天皇，幕府只是朝廷的一个执行机构，天下实权并非有史以来就掌控于幕府，当然更不会延续万年，一直捏在室町将军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足利义昭本人的处境比当年仰三好氏鼻息的兄长义辉好不了多少，他当然无法忍受，而要尝试暗中反抗了。在得知武田信玄离开甲斐，挥兵上洛的消息以后，义昭以为时机成熟，立刻磨刀霍霍，准备公开与信长决裂。

信长的目光一直盯在畿内，从未离开过二条城的傀儡将军，在洞悉了足利义昭的图谋后，他派日乘上人、岛田秀满和村井贞胜三人前往觐见义昭，要求他交出人质，并签署绝不刀兵相向的誓书。没能看清形势的义昭当然不肯乖乖就范。

元龟四年（1573年）二月，在义昭的唆使下，近江豪族山冈光净院景友、矶贝新右衞门等人纠集领地附近的一向一揆，在今坚田筑砦谋叛。信长急派柴田胜家、明智光秀、丹羽长秀、蜂屋赖隆四将率军征伐，水陆并进，于二十九日将叛乱镇压。几乎就在同时，京都附近出现了一首童谣：“应思父母养育恩，忍看暴雨摧落花”——“花”意为“花之御所”，乃是室町御所的俗称，代指幕府将军，这首童谣正是义昭不满信长专权的真实写照。

三月二十五日，得到武田军请和消息的信长离开岐阜，统率大军再度上洛。当他来到逢坂地方的时候，义昭的直属家臣细川藤孝和荒木信浓守村重前来会和，以向信长证明自己的忠诚心，信长立刻赏赐藤孝名品胁差（短刀），赏赐村重“乡义弘”的大刀。

细川藤孝乃是从逃出兴福寺一乘院的时候就跟随在义昭身边的老臣，连他都投靠信长了，众叛亲离的义昭将军还能支撑得下去吗？

四月三日，信长进入京都，领兵团团包围了二条城，足利义昭这才慌了手脚，匆忙请朝廷出面调解。信长冷笑着对朝廷敕使说：“我并无意进攻义昭将军，是将军先向我信长挥舞起刀剑的。我前此派人请求将军签署再不胡作妄为的誓书，将军执意不允，才会导致今天的局面产生。”

义昭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答应签署誓书，保证绝不再敢悖逆信长的旨意，织田军这才暂时退兵。

信长当然知道义昭并非真心降伏，稍有风吹草动，这个惟恐天下不乱的家伙又会再冒出头来，但他不能不给朝廷一个面子，更不能不给自己涂抹更浓重的“无可奈何才以下犯上”的油彩。离开京都以后，信长行军迟缓，不肯即归岐阜，四月七日来到守山城，转头攻击鲶江城的老对手六角义贤之子右衞门督义治。因为据说附近的百济寺（在今滋贺县多贺町附近）暗中支持鲶江城，信长大怒，反正他烧佛寺也不是头一回了，于是在四月十一日放一把大火，将百济寺夷为平地。

留下佐久间信盛、蒲生贤秀、丹羽长秀、柴田胜家四将继续攻击鲶江城，信长继续缓缓地东归。五月二十二日，他进入佐和山城，随即命令在此地建造巨大的战船。这些战船长达七十米，宽十多米，有摇橹百具，箭楼无数——七月五日，战船建造完工，但前此谁也不知道信长要拿它来做些什么。

然而就在两天前的七月三日，以为信长已经回归岐阜，短时间内无法再上京都的足利义昭，果然又耐不住性子了。他命令伊势贞兴、三渊藤英守备二条城，还扛出朝廷公卿中纳言日野辉资、参议高仓永相等人坐镇，自己则潜往槙岛城，凭坚固守。消息很快报到佐和山城，于是信长就在大战船完工的翌日，乘风破浪横渡琵琶湖，于七月九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了二条城。义昭本来摆两尊公卿“菩萨”在二条，是想使信长投鼠忌器，不敢玩硬的，没想到织田大军一到，这两位公卿先自慌了，主动开城出降。

天皇朝廷本身也很清楚，不论谁是谁非，如今信长的实力要绝对大过义昭，如果忤逆信长，恐怕朝廷也迟早会沦落到义昭的下场，那又何必给那个看不清形势的将军陪葬呢？

“室町幕府的灭亡”

织田大军制压二条城后，立刻转向槙岛城。横在城前乃是汹涌的宇治川水，信长命令渡河作战，诸将却都望着滔滔江水，逡巡不敢冒进。信长大怒，一马当先冲下水去，诸将这才不敢落后，纷纷跟上。就此大军得渡，神速地攻克了坚固的槙岛城，捉住了足利义昭。

参加此役的有许多年轻人，后来都成为织田政权下赫赫有名的战将，包括：稻叶一铁子稻叶贞通、氏家卜全子氏家直通、不破光治子不破直光、丸毛长照子丸毛兼利、细川藤孝子细川忠兴、蒲生贤秀子蒲生赋秀、山冈景隆子山冈景宗，以及京极高次等等。

战后，信长把足利义昭年仅两岁的儿子捉来当了人质，而把义昭流放到河内国若江城，派木下秀吉严密看护。就这样，室町幕府灭亡了，信长真正迎来了自己的崭新时代！

不过义昭虽然已被流放，朝廷却并没有收回他“征夷大将军”的头衔，这似乎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在朝廷想来，多少年的武家统治形成了惯例，似乎天下不可能没有“征夷大将军”，如果剥夺了义昭的头衔，又该将此头衔转给谁呢？当然，信长本是不二人选，但与别的战国大名不同，对于朝廷官职这种虚名，信长似乎并不热心，前此就多次推辞朝廷下赐的官位。如果一边剥夺了义昭“征夷大将军”的头衔，一边信长又不肯接受，朝廷可就糗大了。因此朝廷想要先听取信长的意见，得到他的承诺，然后再下旨撤职和封官。

可是信长对此并无丝毫表示，既不上奏朝廷请求剥夺义昭的官职，在朝廷主动示意以后，也一再地推辞不受。一方面，信长本人是重实际而不重虚名的，足利义昭已经权威丧尽，被自己流放了，那么就算他还挂着将军的头衔，又对自己有什么损害呢？另方面，信长想要建立一种崭新的不同于传统幕府统治的政治实体，在此之前先接受了“征夷大将军”的头衔，自己无疑会被那些条条框框给束缚住，很难再施行彻底的变革了。

关于信长推辞不受“征夷大将军”一职，此乃后话，暂且不提。且说织田军此次攻入京都，来势凶猛，并且为了威逼二条开城投降，放火焚烧了附近部分民居，引起京都百姓的恐慌。在京都所司代（负责京都治安的官员）村井贞胜的请求下，信长攻克槙岛城后就立刻回归京都，处理政事。

他所处理的第一件事，乃是任命村井贞胜担任“天下所司代”。虽然贞胜的职权范围并未扩大，仍然只负责京都一地的治安，但这一由信长亲自赐予的前所未闻的官职名，无异于向天下公告：以后的全日本（天下），不再由室町幕府统治，而要由他织田信长来统治。

第二件事是改元（变更年号）。按照中日两国的通例，国家逢有大事才可以改元，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出现了改朝换代这种天下震动的大事，不改元实在也说不过去。信长结束了室町幕府的统治，实际上就等于是改朝换代，因此他请求天皇下旨，重定年号。

其实早在讨伐足利义昭之前，信长就动过改元的念头，在他想来，如果自己能够说动朝廷改元，则威望定会上升，周边与自己为敌的势力都会气沮，自己所受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就有可能减轻了。然而当时义昭还在京都二条城坐镇，他是名义上的武家最高领袖，信长的请求必须通过他才能上呈给朝廷。

信长的理由是：“元龟年号大不吉利，请求速改。”这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本来是不会被采纳的，然而朝廷本就无权无势，巴不得有开空头支票的机会，好趁机大捞一笔呢，因此并不表示反对，只是提出要求来说：“按照惯例，新的年号由天皇拟定，择吉日披露。然而改元就必须举行祭祀仪式，花费甚多，请义昭卿速速献上。”

足利义昭正在和信长不对付，他又怎会自己掏腰包去满足信长的私欲呢？于是坚决顶着不办。等到义昭被流放，信长回到京都处理政务，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朝廷献上改元所需的费用。

朝廷得钱，就好办事，于是当年的七月二十八日，信长回归京都还没几天，朝廷就商议改元，并征求信长的意见。信长在众多候选名称中择定了“天正”一词。天正出典于《老子》所说：“清净为天下正。”隐含着渴盼天下平稳、秩序安定的美好愿望。于是通告全国，废除旧年号“元龟”，改为“天正”。

元龟四年（1573年）就此变成了天正元年，这可以说是信长统一事业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