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乱世，群雄并起，而历史最终选择了一个来自尾张国的小诸侯织田信长，交付他统一日本的重任，虽有一定偶然性，但更多的则是无法抹杀的必然。从客观上来说，尾张国地处土地富庶、交通便利、商业相对发达的浓尾平原上，并且距离京都较近，置于这个四战之地的势力，很有可能因各方向的压迫而反弹，为了家族的生存而加快对外扩张的势头，同时也非常便于进入京都，进而掌控天下。

从主观方面来看，信长目空一切的劣习，反过来使他藐视权威，敢于打破旧的统治秩序，敢于不择手段地去谋取胜利。无论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都为最终统一畿内和近畿地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信长的政策”

如前所述，受其父织田信秀的影响，从尾张时代起，织田信长就非常注重商业的发展。当时日本大小诸侯割据，道路残破，关卡林立，城下町的商业也多被当地行会所垄断，非常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信长花很大精力修葺道路和桥梁，废除领地上的关卡，同时在部分地区施行“乐市乐座”制度，以打破行业垄断。他还铸造“大判”（一种金币），统一领内的货币。

在农业方面，信长一方面强力镇压百姓的暴动，一方面确定封建领国制，采取“兵农分离”等政策，力求将农民牢牢禁锢在土地上。对于敢于抵抗的地方割据势力，信长毫不留情地将其剿灭，并且往往连带屠杀无辜，以震慑附近诸侯；对于主动投诚的势力，则发给“所领安堵状”，用誓约形式确定其在织田政权从属下的领土所有权。其后在部分地区还实行“检地”政策，丈量土地，计算年贡，禁止辖下诸侯虚报田地和产量，便于中央统一规划控制。和泉国槙尾寺因为对抗检地，立刻就被信长的亲信大将堀秀政一把火烧为灰烬。

当时大部分封建诸侯并无常备兵，武士除还要担任行政任务外，也可能下地种田，农民逢有战争也会被临时征发入伍。信长采取“兵农分离”政策，把武士常备兵化，而禁止农民脱离生产，加入到争斗的行列中去。这一政策，后来在部分地区更发展为“刀狩”，即没收农民所持有的武器，以防转业和暴动。

这些政策打破了旧的封建庄园制，完善了一元化统治的封建领国制，把农民牢牢圈禁在土地上，同时也巩固了织田氏的统治，稳定了地方政局。

政治方面，织田信长不但挟幕府将军以号令天下诸侯，并且尊奉天皇朝廷，希望建立双头傀儡政治，对足利义昭产生一定制约。放逐义昭以后，他在恢复朝廷影响力的同时，也尝试将其彻底掌控在自己手中。天正六年（1578年）四月，信长提出辞呈，以“征伐未尽其功”为借口，放弃了朝廷赐予的一切官职，他说，待等到“万国安宁、四海平均”之际，再任官职亦无不可。他修缮二条御所，请最具天皇继承人资格的诚仁亲王搬来此处，加以大力扶持，无疑是想在当时的正亲町天皇退位以后，可以拥立一个彻底听话的傀儡政权。

为了将织田氏政权重新名正言顺地纳入天皇朝廷体系，天正九年（1581年），正亲町天皇派遣女官到信长处，希望他可以担任左大臣一职，然而信长竟以天皇退位作为条件：“若诚仁亲王得以继位，我将担任官职，悉心辅佐。”与此同时，他还妄图扛出足利义昭之子足利义寻出来担任第十六代幕府将军，以分割朝廷的影响力，此事在朝廷的强烈反对下，不果而终。朝廷想封信长为新的幕府将军，或请他担任关白一职，也均遭信长回绝。

对于用人，信长从不看重门第，敢于不拘一格地提拔有能力的浪人、下级武士或降将，比如羽柴秀吉、明智光秀、泷川一益、稻叶一铁等等。而对于颟顸无能，或者失去利用价值的臣下，即便是谱代重臣，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放逐，比如其后佐久间信盛和林秀贞所遭受到的严厉处置。这就使得织田家臣团始终保持活力，人人争功，不敢稍有懈怠，因而纵横畿内，无人可敌。

为了重建封建秩序，信长采取严刑峻法，还在尾张时代，就颁发了“一钱斩”的政策，即抢劫、偷盗一钱者亦施以斩首之刑。这种重刑主义使他招致了“暴君”之名，也引起各方敌视，但客观上有利于统治权力的加强和辖下领地的社会安定。

军事上，信长利用“兵农分离”政策，极大加强了配下军队的战斗力，并且由脱离土地的武士为主体创建军队，也便于较长时间离开所属领地，进行长途远征。信长军纪严明，对于敌方领土进行毫不留情的屠杀和烧掠，对于本领百姓则甚为保护。

信长的这些政策，在他统治时期，很多只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或实行，要等其后丰臣政权的时候，才加以全国普及化。可以说，丰臣、德川两代的统一政权，是在信长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的。

“自由都市堺”

且说为了重组对石山本愿寺的包围网，为了击败毛利氏水军，控制濑户内海，在天正四年（1576年）木津川口海战败退后，信长就下令九鬼大隅守嘉隆在伊势湾建造六艘巨大的新式战船。前文提过，九鬼氏本是志摩国的豪族，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还曾经作为倭寇的一部分，侵扰过我国东南沿海，因为船上习惯打着“八幡大菩萨”的旗帜而被称为“八幡海贼”。九鬼嘉隆是在遭到伊势国司北畠氏的进攻时，经泷川一益介绍，臣服于织田信长的。

到了天正五年（1577年）的六月，也就是上杉谦信出兵能登、加贺之前不久，这六艘巨大无比，外包铁皮，配有摇橹六十支，内置大筒（火炮）三门、中筒（大火枪）二十四支、小筒（火枪）六十八支的战船终于完工了，被称为“铁甲船”。由泷川一益的一艘大安宅船为前导，七舰组成的船团顺风离开伊势湾熊野浦，驶向濑户内海。本愿寺显如见状，急忙派遣船团来迎，双方在淡轮口展开激战，一向宗的小船很轻易地就被铁甲船打为齑粉。七月十七日，铁甲船团在堺（今大阪府堺町）港停泊，四方前来围观者人山人海，无不惊叹：“自古未见如此巨大坚固之战舰！”

此后，铁甲船团就以堺港为据点，频繁出击，配合陆军再度把本愿寺团团包围起来。九月三十日，织田信长亲自入堺，视察九鬼嘉隆的成果，受到当地百姓和商人们的焚香膜拜。

堺在战国时代的日本，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堺港位于濑户内海西岸，最初重要性远不及尼崎、兵库等港口，但在应仁之乱以后，细川氏统治此地，将它作为勘合贸易【明朝限制对外贸易，日本商船必须持有幕府颁发的“勘合”（一种凭证）才准靠岸，此种贸易形式即为“勘合贸易”。对于日本诸大名来说，掌握了勘合贸易，要强过掌握十座金山。】的基地，这才逐渐繁荣起来。除对外贸易外，堺也以刀剑、绢织物、漆器和铁砲生产闻名全日本，成为周边封建大名垂涎的一块肥肉。

在反抗封建大名横征暴敛的过程中，堺逐渐由门阀豪商组织起独立的管理机构，征召雇佣兵保衞城市，并且统一向封建大名交涉和缴纳赋税，变成了一座自由都市。耶稣会传教士伽斯巴尔在参观过堺以后，称其“富庶而和平，象意大利的威尼斯那样实行自治”。

这般自由都市，在战乱中的日本，并非独堺一座，还包括近江国内的大津、草津，等很多地方。信长最重视商业，当然不会放过这些自由都市，在上洛之初，足利义昭为了拉拢他，许诺封给他畿内五国中的丰沃土地，信长婉言谢绝了，同时提出要求说：“在下唯愿得到堺、大津、草津三地代官（事务官）的任命权。”义昭一口应允。

当然，义昭本人根本就无法控制这三个自由都市，他只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具体兑现，还要靠信长自己。当时的堺，名义上是由三好氏控制着，实际上具体事务仍由当地的门阀豪商组织负责，三好氏在堺派驻代官，只负谈判和收税之责。当信长击败了“三好三人众”，降伏了三好义继和松永久秀以后，他为了将堺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就下令堺的管理机构交出矢钱（军用金）三万贯。在遭到拒绝以后，信长准备动用武力征服，堺遂联合另一享有自治权的都市——摄津的平野，合兵抵抗织田军的进攻。

经过武力压迫和政治威胁，一年以后，信长终于迫使堺屈服，承认他的唯一宗主权，并按一定数额缴纳赋税。控制堺市与堺港，大大充实了织田氏的军费和武器来源，而深通谈判之道的堺的豪商们，比如千宗易、今井宗久等人，此后也为信长和平统一许多地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因如此，铁甲船团才得以将堺港作为封锁石山本愿寺的前线基地，而信长停船在此，并亲往视察，也是为了向堺的商人们炫耀自己武力之盛，以期赢得他们更多的金钱和物资支持。看到自己这一目的顺利达成，堺的百姓如同膜拜天神一般迎接自己，信长大为高兴，重赏了九鬼嘉隆和泷川一益。

“石山战争的终结”

为了打破织田军的石山本愿寺包围网，天正六年（1578年）十一月六日，毛利氏再度派出由六百艘大小战舰组成的庞大船团，驶近木津川口。得到消息的九鬼嘉隆急忙率铁甲船团迎战，两军从早晨六时一直恶战到近午——这就是第二次木津川口海战。

虽然铁甲船规模巨大、防护严密，又配有相当数量的新式火器，但终究数量有限，要直接面对数百艘敌船，胜算仍旧是相当渺茫的。深通水战之道的九鬼嘉隆看清了这一点，于是指挥船团尽量不与敌船靠近，而只远远地用大炮和铁砲轰击。毛利氏水军发射的火箭密集如雨，却根本无法射穿覆盖在织田氏战船船体外的厚厚铁甲，而因为距离不够，手抛焙烙玉也完全无法掷中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胜负本是显而易见的，九鬼嘉隆顺利地将毛利氏水军击败，血洗了第一次木津川口海战的败战之耻。

纵横濑户内海十数年的毛利氏水军大败亏输，这对毛利氏和本愿寺两方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对织田信长威信之上升，也起了相当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铁甲船的制造，在日本古代战争史上确实是一大创举，但这创举的设计者究竟是信长本人，还是具体执行者九鬼嘉隆，可就没有人知道了。

经过此战，信长控制了濑户内海东部的制海权，加上羽柴秀吉在播磨地区的奋战，使得毛利氏从水陆两线都无法再增援石山本愿寺。于是对本愿寺的包围战又延续了一年多，到了天正八年（1580年）的闰三月，信长最终迫使本愿寺显如投降。

且说正当九鬼嘉隆击败毛利氏水军，柴田胜家在北陆地区攻入加贺国，畿内诸将如丹羽长秀、蜂屋赖隆、细川藤孝、池田恒兴等人杀入摄津国，讨伐荒木村重之际，织田信忠和羽柴秀吉在中国地区东部也打得颇为顺手。羽柴秀吉采取长期围困策略，把三木城包围得如同铁桶一般，毛利军数次尝试突破一点，好往城内运送粮食，却都被秀吉击退了。在包围了一年多以后，三木城兵粮吃尽，士兵和百姓们只得捕捉老鼠、屠杀战马为食。城主别所小三郎长治悲叹之余，只得以自己切腹自杀，献出城池作为条件，要秀吉放部下和城内百姓一条活路。

天正八年（1580年）正月十七日申时（下午三到五时），别所长治把年仅三岁的幼子抱上膝头，流着泪将其刺死，然后又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的尸体并排放在席上。最后，他才请三宅肥前入道担任介错，切腹了结了性命。

别所长治的自杀，对于石山本愿寺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对本愿寺的长年包围战，使信长感到很不耐烦，继续围困下去徒耗军力，发起总攻又有长岛的前车之鉴，恐怕损失惨重。信长相信净土真宗的门徒在自己政战两道的压迫下已经再无复兴之力了，于是决定放这些捣乱的和尚们一马。他请求朝廷颁下诏书，迫使本愿寺投降。

本愿寺显如把和、战之议交给“年寄众”（商讨和决定大政方针的职位）下间丹后守、平井越后守、矢木骏河守、井上出云守和藤井藤左衞门尉讨论，众人一致认为：时势如此，不可改变，如果拒绝朝廷来使，信长必将展开全面进攻，近年来，荒木、波多野、别所等势力如同狂风落叶般被一扫而空，净土真宗的门徒们绝不能尽数覆灭于此。

于是在朝廷特使近衞前久、劝修寺晴丰、庭田重保等人的安排下，本愿寺显如写下誓书，宣布停止对织田信长的抵抗，净土真宗放弃根据地摄津石山，以及北陆的加贺国，前往它处和平传教。显如上人随即离开石山本愿寺，遁往纪伊的鹭森隐居，其子光寿（教如）仍然不舍这座本寺，但坚持到当年八月二日，终于还是被迫离开了。

当晚西风正紧，本愿寺中突然腾起火光，随即火借风势，越燃越旺，连续焚烧了三天三夜，将这座宏伟寺院变为白地一片。这把火究竟是谁放的呢？有人认为是织田军下的手，有人认为是本愿寺教如不甘心本寺落在敌人手中，宁可将其焚为灰烬——又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日本史书中往往记载说在本年度，信长和本愿寺达成了和睦，然而名虽和睦，其实本愿寺势力等于彻底向信长缴枪，表示臣服。持续了十一年的石山战争，就此才终于落下帷幕。

“安土宗论”

天正七年（1579年）新春来到的时候，织田信长已经四十六岁了。他在即将完工的安土城召见诸将，举行了盛大的新年宴会。五月，安土城竣工，信长于当月十一日正式移住到此。他才到安土，就突然听说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佛教净土宗的灵誉长老从关东千里迢迢来到安土城传教，和当地占统治地位的法华宗产生了冲突。法华宗各寺院住持提出要和灵誉长老展开一场盛大的“宗论”（宗教辩论会），以定胜负。

信长闻讯，就派菅屋长赖、矢部家定、堀秀政、长谷川秀一等人前往调解，灵誉长老一副恭顺的态度：“老僧谨遵上意。”但法华宗仗着人多势众，门下弟子很多都出仕于织田家或与织田氏重臣交好，坚决不肯退让。

信长说：“好吧，那就在我面前展开一场宗论吧，让我看清楚是非曲直。”他招来日野的高僧景秀铁叟长老，以及安土本地的因果居士作为评判，并择定安土城外净土宗的净严院作为宗论场所，派织田信澄、菅屋长赖、矢部家定、堀秀政、长谷川秀一等将领兵警护。

法华宗派出了常光院、九音院、妙国寺的住持，以及长命寺日珖、普传等高僧前往参与宗论，他们一个个华丽的法衣裹身，摆出骄横态度，还让妙显寺的大藏坊携带纸笔，展开八卷本《妙法莲华经》担任记录。净土宗除灵誉长老外，还派出安土田中的贞安长老，都自带笔砚，穿着朴素的黑色僧衣前来赴会。

这场宗论，出乎意料地很快就结束了，据说开场没过多久，贞安长老就把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灵誉长老手持折扇，舞蹈一曲，宣告本方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围观群众欢声雷动，纷纷冲破警戒线，挥拳驱逐法华僧众，并且撕抢他们身上华丽的法衣。法华僧众被迫抛弃了纸笔和《妙法莲华经》，夺路而逃。信长也欢喜赞叹，赐予灵誉、贞安两位长老纸扇为礼，并警告法华僧众说：“你们回寺去潜心研究学问吧，不得再对他宗佛徒诸多刁难。”法华宗的首脑们纷纷辞职，并呈交誓约，表明再不敢非难他宗门人了。

但是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记载，据说宗论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最后以法华宗的胜利而告终，但在信长的袒护下，因果居士反而宣布净土宗获胜，其后信长即强迫法华宗徒在承认失败和保证不再非难他宗信徒的文件上签字。法华宗的势力当时在畿内地区非常庞大，并与臣服于信长的许多豪族力量相勾结，信长此举，无疑是用相对平和的手段打击和约束法华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