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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搞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中否认议会的权限，说最高主权属于国民，并且认为路易十六的出走就是退位，要求撤换国王。这份请愿书是由《法兰西爱国者》的作者，巴黎市调查研究委员会主席布里索草拟的。7月17日，这份请愿书被送到练兵场的祖国祭坛上，无数的人来到这里签名。

议会得到消息以后，把市政官召到议会来，责成市政府维持治安。拉法耶特带领巴黎城防军赶来驱散了人群，这一次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市政官员们在荣誉军人院办公，但就在当天，人数更多、更为坚决的群众又涌来了。

丹东站在祭坛上对群众发表了长篇演说。两名残废者被认为是密探而被杀，他们的头挂在高杆上。暴动变得可怕了。拉法耶特又一次率领一千二百名巴黎城防军来到练兵场。佩蒂翁也陪同前来，并使人挥动红旗。

他们向群众宣读了依法警告群众解散的命令。但是，群众不肯解散，群众不顾强制的命令，高呼：“扯下红旗！”并且用石块袭击巴黎城防军。拉法耶特下令开枪，这是向空中射击，但群众毫不畏惧，又开始袭击巴黎城防军。

拉法耶特看到暴动者这样顽强反抗，就又下令开枪，这一次是真的杀伤性的射击了。群众惊慌逃散，会场上留下很多尸体。骚动停止了，秩序恢复了，可是人民流了血。

正当议会和巴黎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为路易十六的出走而满怀希望的逃亡贵族，又因为国王被扣留而惊愕不安。普罗旺斯伯爵是和国王同时出走的，他比国王幸运，他带着摄政王的名义和权力单独到达了布鲁塞尔。

从这时起，逃亡者就只能指望欧洲的援助了。法国军官们脱离了自己的军队，议会中二百九十名议员抗拒议会发布的命令，企图使外人入侵合法化，布耶侯爵写了一封威胁的信，抱着一种奇怪的希望来恫吓议会，同时他把路易十六出走的责任放到自己身上。最后，奥地利皇帝、普鲁士国王和阿图瓦伯爵在庇尔尼茨会商，他们在那里发表了有名的8月27日宣言。

宣言中各国国王把路易十六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他们要求使法国国王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就是说，到他们那里去，他们要求恢复法国国王的王位，解散议会，并且要求恢复在阿尔萨斯占有领地的德意志帝国的王侯们的封建权利。他们的要求如果被拒绝，就以战争来威胁法国，所有负有保障法国君主政体责任的强国都要参加这一战争。

这个宣言没有吓倒议会和人民，反而更加激怒了他们。人们在问，欧洲各国君王凭什么权利干涉我国政府，他们有什么权利向一个伟大的民族发号施令，把苛刻的条件强加于人。既然各国君王要诉诸武力，人们就只有准备抵抗。国境线都已作好防卫准备，又征集了十万国民自卫军，人们充满自信心地等待着敌人的进攻。他们确信，处在革命时期又在自己国土之内作战的法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逃亡贵族们的进攻使人震惊；两个王弟、孔代亲王和波旁公爵对于路易十六批准宪法一事曾提出抗议，也就是说，他们反对这种取得和解的唯一的方法。他们曾经说过，国王不能出让旧君主制度的权利。他们的抗议传遍全国，在拥护王权的人中间产生巨大影响。军官离开部队，贵族放弃他们的城堡，整连整连的官兵逃到边境去另外组成部队。对拖延不走的人就派人把他们接走，对不肯逃亡的贵族则加以威胁，说一旦贵族胜利归来，他们将被贬入市民阶级。

在奥地利统治下的荷兰和毗邻边境的选侯领地，组织了所谓“流亡法国”。在外国宫廷的庇护甚至支持下，布鲁塞尔、沃尔姆斯和科布伦次等地都有人公开策划反革命活动。各国政府接待逃亡贵族的使节，而法国政府的使节不是被遣回就是受到冷遇，甚至遭到逮捕，象迪韦里埃那样。被怀疑有爱国行动和拥护革命的法国旅客或商人，在欧洲遭到驱逐。好几个国家，其中有瑞典、俄国和弗洛里达·布兰卡侯爵所领导的西班牙，都毫不隐讳地公开表示完全愿为逃亡贵族效力。同时，普鲁士军队已作好临战准备，撒丁和西班牙军队的警戒线已扩展到法国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区边境，古斯塔夫三世也集结了一支瑞典军队。

法国国内站在反对立场的僧侣想尽一切办法在国内为逃亡贵族作内应。费里埃侯爵说：“那些神甫们，特别是主教们，都在用各种狂热信仰的手段煽动城乡人民反对教士法。”主教们命令神甫不得与立宪派的神甫在同一教堂举行宗教仪式，以免把两个信仰和两种圣职混同起来。

费里埃又说：“除了这些给教区司铎的教谕之外，他们还在乡村给人民散布一些指示。他们说，不能邀请没有资格的立宪派神甫办理圣事；凡是参加立宪派神甫举行的圣事的人都犯有大罪；举行婚礼，由没有资格的神甫证婚不能算正式婚姻，结婚人自己和子女都将遭到恶运；不准与他们这样的人和离开教会的人有任何来往；市政官员若任用了这样的人，也同样成为叛教者；在他们被任用时，教堂打钟的和管理教堂的都应辞职。……这种宣传狂信的文件产生了主教们所预期的效果：到处爆发了宗教骚乱。”

骚乱主要发生在卡尔瓦多斯、热沃当、旺代等地。这几个地方对革命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开明的中产阶级人数较少，而且民众当时还受着僧侣和贵族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