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其他许多文化领域中一样，蒙古人对中国的占领也带来了武术界水平的大幅下降，许多大有希望的中青年武术家在残酷的战争中阵亡，导致了武术界的代际断层，而随着老一辈武术大师的逝去，许多威力强大的绝技也湮没无闻。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绝少再出现“五绝”层次的绝顶人物。

这一悲惨境况不仅标志着武术界的长期衰落，也推动了武林结构的深刻变革：个人的力量下降后，门派的重要性就日渐凸现出来。

门派不仅仅是武术本身的标志或武术传承的形式，它本身就成为武术家联合的最重要组织。

在具体讨论元代门派的形成之前，让我们在此先对这一组织的一般发生学原理略加考察。

门派首先具有武术传承的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武术必须通过教学活动才能传授给他人。

学生从教师那里学习到精湛的格斗技术，作为自衞及谋生的手段，特别在动乱的时代，其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对其他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自然为许多人所趋之若鹜。

但是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授学生武术是一项危险的工作。

天资聪颖的学生经过认真修习，武术不难凌驾于较平庸的老师之上，当与老师发生争执，或者觊觎老师的秘籍、珍宝时，不难利用学到的武术击败甚至杀死自己的师尊。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弑师会被武术界视为最大的禁忌和罪恶。

而教师也被默认拥有对学生的人身支配权，在儒家文化的支持下，教师被称为“师父”（Teacher-Father）亦即具有与父亲相等的地位——在中国，正如在西方中世纪一样，父亲拥有随意处置自己子女的特权。

但是在这种束缚关系下，天平又会向另一头倾斜，学生在教师的至高权威下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

例如黄药师的弟子就可以随意为他所杀死或致残。

这种黑格尔式的正反辩证运动最后导致作为“合题”的“门派”的出现：学生和教师都是门派的一部分，也都必须受门规家法的制约。

学生不允许反叛老师，但是老师也不允许随意杀戮欺凌学生。

双方都必须忠于更高的门派。

而门派进行内部管理的执行人员就是掌门人，掌门人虽然拥有极高的权威，但是同样受门规的制约。

门派的出现，导致个人对门派形成了单一的人身依附关系，最终使得本来单纯的武术传授的形式变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武术家集团。

每一个武术家都有在政治上效忠，从经济上供奉，在危急时支援自己门派的义务。

也有享受门派的武力保护和武术教授的权利。

因此，一个人理论上能够学习多种武术，但只能效忠于一个门派。

当然，如果不加入某个门派，能够获得该门派武术传授的机会微乎其微。

这一制度事实上的结果，就是武术教学上的严格限制。

这是元代以后武术衰落的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用囚徒悖论来解释这一趋势：每一个门派都有各自的利益，因此虽然不介意去学习其他门派的武术，但是却绝不希望自己的武术被其他门派得知。

这样必然会积极窥伺其他门派的武术而防范自己的武术被偷学，这会导致恶性循环，使得各门派相互提防，防范进一步严密。

而各门派之间的对立，又会导致武术家技能的单一化，格斗水平日益下滑，这样一来，个人的力量日渐下降，使得对门派的依赖性更为增强，令个人与其门派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而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门派之间对立的趋势。

从以武术家个人为本位，到以门派为本位，这一历史趋势经过了长期的演变，但是关键性转折就发生在宋元之际。

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此被区分开来了。

最早出现在武林世界中的新势力是1283年成立的峨嵋派，这一门派的创始人是郭靖的女儿郭襄，此人的父母和姐姐、兄弟在1273年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中陆续丧生，唯独她本人幸免于难。

为亲人复雠的成为郭襄投身抵抗运动的最大动力，而她在六十年代的游历则为她提供了江湖世界中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加上作为郭靖和黄蓉女儿的、极具号召力的独特身份，使得她足以组织起一支令人生畏的地下抵抗力量。

1282年底，她策划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对汗八里发动奇袭，救出被俘虏的宋朝末代皇帝和丞相文天祥。

但是由于内奸的出卖，这一计划被元朝政府及时发现。

文天祥被处死，而宋朝皇帝被送往西藏，成为一名正式的喇嘛教僧侣。

这一事件以及不久前发生的阿合马被刺杀事件令忽必烈汗下决心对武林势力开始了新一轮的清剿。

郭襄及其支持者被迫退向四川盆地。

第二年，郭襄不得不出家成为一名比丘尼，这当然只是对其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的掩饰，郭襄及其弟子们的民族主义热情同佛教的虚无主义注定南辕北辙。

由于郭襄本身为女性，她的门派大多数由妇女组成，这些妇女大都在蒙宋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或丈夫，因此和她们的师尊一样充满了复雠的激|情。

终其一生，郭襄都致力于推翻蒙古征服者的统治，并不懈地寻找“西方狂人”杨过——此人是唯一在八十年代之后仍然幸存的“五绝”人物，并由于其曾打死蒙哥汗的骄人战绩被抵抗的汉人奉为精神领袖。

但“狂人”似乎对抵抗运动已经绝望，在襄阳沦陷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有零星的小道消息表明他仍然活着并隐居在边境的深山之中，然而郭襄从未能找到他。

八十年后，他的后代又重新出现在江湖世界。

无论如何，杨过的行踪已经成为永远的历史之谜。

昆仑派是另一个在十三世纪末崛起的武术门派，这一门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西夏时期。

但由于长期僻处西域的昆仑山脉，与中原往来较少。

长期以来，昆仑派一直缺乏发展的空间。

蒙元对欧亚大陆的空前征服带来了中西方商路的畅通，也使得本来位于中华帝国边陲的昆仑山一跃而占据了中西方交通的枢纽。

与此同时，许多西北地区的汉人为了逃避战祸和征服者的压迫逃到昆仑山中，为昆仑派带来了可贵的人力资源。

从七十年代开始，被称为“昆仑山的三位一体”（Trinity in Kunlun）的着名武术家何足道成为昆仑派的掌门人，他充分利用了蒙元入侵带来的机遇，使得昆仑派开始了空前的发展。

在短时间内，这一门派不但填补了白驼山衰落以来西北地区武林的空白，而且积极向中原进军，参与中原地区汉人的抵抗事业。

据称这和何足道对郭襄的恋慕之情有关。

关于何足道和郭襄之间的罗曼史有很多美丽的传说，但唯一可信的记载是他们曾经于1262年在少林寺有过一次短暂的邂逅。

有传闻声称昆仑派掌门人何太冲就是他们的孙子，但均不足信。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华山与崆峒两派的崛起。

与峨嵋、昆仑相似，这两派也都是吸收汉人抵抗力量的精华而成。

“华山派”的命名显然是为了缅怀“华山论剑”时代的光荣。

几百年后的一系列着名武术家如风清扬、令狐冲、穆人清、袁承志等皆是华山派的继承人。

而刺杀阿合马的王着和高和尚乃是崆峒派的成员。

这些门派的起源已经埋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但其崛起的迅速不得不归功于南宋覆灭带来的江湖势力大洗牌。

在元朝前期的多次汉人武装反抗中，背后都有着各大门派的推动。

在原来南宋统治地区，几乎每年都有两百次以上的暴动。

这些事件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同武林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例如1282年海沙派掌门人陈良臣在广东发动的盐贩暴动，1284年巨鲸帮在舟山群岛发动的王仙人起义，1285年峨嵋和昆仑派在四川发动的赵和尚起义等等。

而与此同时，明教也在浙江和福建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详见下章）本章最后要叙述的是元代武林中最具影响力的两大集团：少林和武当。

这两个主要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将对十四世纪的武林走向产生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