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家金庸提出了另一种更加简明，因而不久被广泛接受的假设——他们相爱了。

然而在最近二十年中，金庸的假设却因为过分浪漫化而受到心理史学家的批评。

他们认为能够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重建张无忌和赵敏之间的关系。

就此而言，约翰生博士给出了一段经典的分析：赵敏所作的一切都可以从精神分析上得到完美的解释。

这个女孩拥有浓厚的权力欲，但是却一直受到压抑，主要是来自她的哥哥王保保。

按照阿德勒的理论，她一直被自卑情结所困扰，这就是她和她哥哥之间的竞争。

出于这一情结，我们看到她在想象中认同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这样的祖先，而不是华筝公主。

这个想象的认同，最终被证明为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像。

由于她生而为女人这个事实，那么她就不可能成为成吉思汗。

而更糟糕的是，她看到她的哥哥不断向这一目标迈进，而对她的心理造成日益严重的冲击。

她本来应该在童年时期就实现自我调整，给自己一个更准确的定位。

但是由于父亲的纵容和她自身能力的发扬，反而让她能够将自己放在一个更为男子化的地位上，在武术界一系列冒险行动的成功更加深了这一幻想。

与此同时，她同样也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她所接受的文化教育——诗歌、书法、音乐、绘画和刺绣——更加强化了这一点。

这就形成了一种双重人格的分化：一方面她是一个男性化的蒙古统治者，另一方面她又只是一个娇弱的中国化的女孩。

在深层心理上，她是一个蒙古男人和一个汉族女人的矛盾结合。

这一分化实际上是把她和她哥哥的矛盾内在化到了她的人格之中。

认同男人的她憎恨自己的女性身份，而认同女性的她也同样憎恶自己的男性化“超我”对自身的压制。

而双重民族性的教育，更强化了这一内心的分化。

“在和明教的斗争中，这一内在关系发生了转化。绿柳山庄战役无疑是一次可耻的失败；在武当山的计划也同样失败了；而最可悲的是万安寺的惨败。在一系列失败中，受到沉重打击的无疑是她作为一个成功的男性统治者的幻想中的自我认同。这足以把一个普通的男人击垮，但这一打击却只是帮助她粉碎了自己的幻想，而完成了她对自己心理的转型，让她作为女性的人格占据上风。由于被打垮的实际上是她父亲或者哥哥的内在投射，因此她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感到了复雠的快意。明教所击败的不仅是她本人，而也是她竭力想要认同的蒙古精英男性们。既然这种认同不可能实现，那么她宁愿选择和他们的仇敌一起毁灭对方，这裏存在着一种变种的弑父情结。因此就产生了赵敏对张无忌的爱情：不仅由于这个男人有助于实现她最隐秘的愿望，也因为她的中国化教育让她作为女性的一面更容易认同汉人。而和张无忌的浪漫关系，让她充分释放了自己的被压抑的人格。现在她的权力欲只剩下了一点，就是对这个男人的控制，而我们看到了她是如何坚决地贯彻了这一点的。”（引自《赵敏：一部心理传记》牛津，2002，230-231）

张无忌的心理也是经常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

在某种程度上，他对赵敏的爱恋是受强烈的恋母情结影响。

这一情感曾被寄托在殷离身上，但很快就找到更合适的对象。

对此，早稻田大学的铃木清一教授有一个有趣的解释：“母亲在临终前的话，会对童年的无忌有深刻的影响吧。但或许出乎人们的意料，真正的影响却是反面的。无忌被告诫要防备漂亮的女人，因为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在临死前还骗了所有的人。但是虽然母亲这样说，无忌又如何能痛恨像母亲一样的人呢？美丽、聪明而又鬼灵精怪，为正义之士所不容的赵敏，就好像和殷素素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呢。并且殷素素捉弄了逼死父亲的名门正派，在无忌的心目中，赵敏对诸巨大门派所作的，是否正是母亲的复雠的延续呢？虽然在武当受到严格的儒者教育，让无忌压抑了内心复雠的愿望，但对于赵敏折磨诸巨大门派的行为，却满足了无忌深藏的复雠欲，想必他也会为此感到快意吧。赵敏的诸多诡计既然并未伤害到他，而却是在悉心保护他，那么结果也无非是让她更加填补了殷素素的位置，而增加了对无忌的吸引力而已。并且在无忌内心，周芷若总是属于名门正派的淑女，属于曾经迫害过母亲的一方，虽然同样不禁为之吸引，而母亲的诅咒却或多或少造成了双方距离的遥远。”（引自《张无忌の一生》德间书店，1985，第133页）

另一方面，史密斯教授坚持认为：“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如果说张无忌爱过什么人的话，那么只有一个人，就是朱九真。这个美丽而狠毒的女人虽然被殷离所杀——而这无疑是张后来在心理上疏远殷离的原因——但却在赵敏身上复活了。朱九真和赵敏这两个张所爱过的女人都是强势的人格，这绝非偶然。在张的心灵深处的象征秩序中（Symbolicorder）神箭八雄等手下无疑是朱九真所豢养的狼狗的升级，他们簇拥着一个发号施令的女王，而她对张的态度是暧昧的。性|爱的可能与致命的危险并存，这种暧昧性是爱的欲望的源泉。（中略）最后，一切亲密关系被证明是假象，这种被朱九真所欺骗的痛苦，实际上是确认了二人间原有的距离，这令他能够感受到受虐的秘密欢乐。同样，当张以为赵敏欺骗和背叛他时，类似的感觉又回来了。因此，这种充满危险的关系不是爱的阻碍，相反却是爱的动力。这是在他和周芷若的关系中所不可能体验到的。”（《明教史研究》剑桥，1998， 第245页）

张无忌的突兀离去，直接后果就是峨嵋急剧转向孤立主义。

感到屈辱的周芷若现在决心以更激进的方式捍衞自己和自己门派的尊严。

当她返回峨嵋后，立即镇压了幸灾乐祸的丁敏君派系，并刻苦练习据说是从倚天剑和屠龙刀中取得的古代武术典籍《九阴真经》不仅如此，周芷若还敏感地把握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新趋势。

她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意识到热武器重要性的武术家。

和一般守旧的武术家不同，周芷若并不迷信武术和冷兵器的力量。

她从阿拉伯商人那里购买了先进的火器技术，研发了被称为“霹雳雷火弹”的弹射爆炸式武器，并将其用于武术格斗（由于武术界当时并未对冷兵器和热兵器做出任何区分，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合法的），但是峨嵋的一切行动，目的仅仅在于以武力压倒其他的门派以及向明教报复，而完全缺乏战略上的考虑。

为了在未来的冲突中获胜，周芷若还收留了已经背叛武当的宋青书，并从他那里得到了武当武术的精要。

这在派际关系上被认为是极为不友好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武当——明教联盟的反弹。

但相比少林可能带来的威胁，峨嵋的敌对态度又显得无足轻重了。

面对武当——明教联盟的蒸蒸日上，少林目前也和丐帮一样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而许多世纪以来都是江湖世界最高权威的少林派，所背负的传统比衰落的丐帮要沉重得多。

一边是维护由自己主导的摇摇欲坠的旧秩序，另一边是主动加入武当和明教正在缔造的新秩序，正当少林的领导人犹豫不决时，“狮子王”谢逊的被俘虏令他们终于倒向了前者，决心与武当和明教作最后的较量。

作为明教四大法王之一的谢逊，同时也是一个罪行昭彰的杀人凶手。

因此，少林现在不需要直接挑战明教的权威，只需要以公审罪犯的名义召开大会，就可以组织一个实质上的反明教联盟，并重新树立自己在江湖世界的至高权威。

因此就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幕：作为中国最着名的佛教寺院，少林在这一年的三月向整个江湖世界宣布，要在五月五日召开大会，公开处死谢逊。

在二十年代和阳顶天的战斗惨败后，渡厄、渡难和渡劫三名元老就隐居在后山，他们被称为“面壁者”少林将在未来与明教对抗中的胜利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在谢逊被俘后，为了防备明教可能的救援，他们被请来看守谢逊。

他们所组成的“金刚伏魔圈”是利用三体运动的不可预测性来组成各种变幻莫测的组成，以迷惑和困扰对手，由于这种阵法极其繁复艰深，因此在西方又被称为“雅典娜的惊叹”凭借这种威力惊人的战阵，他们成功阻止了张无忌两次救人的尝试，并杀死了何太冲、班淑娴等其他“破壁人”五月五日的少林寺英雄大会是1259年襄阳会议之后第一次江湖世界的代表会议。

这种会议的形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主办方向江湖世界各个势力的被公认的代表——他们被尊称为“英雄（Heroes）”——发送邀请，而后者视乎主办方的地位及其与自己的关系自由决定是否与会。

通常只有少林和丐帮这样最大的势力才能召开整个江湖范围内的会议，譬如1094年丐帮发起的少林寺会议。

1259年“北方骑士”郭靖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资格召开英雄大会，但仍然有许多资深武术家不承认他的地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郭靖举行会议的同时，“西方狂人”杨过在同一天集合了另一批武术家召开了“英雄小会”但1358年的会议与99年前不同，这次会议表面的议程只是如何处理谢逊及屠龙刀，但本质上仍然是重新决定江湖世界秩序的较量。

与会者并非都是出于对少林的地位的承认，也有许多代表为了声援明教而来——譬如改组后的丐帮。

同时，也不乏峨嵋这样试图依靠暴力在会议上取得压倒性优势的单边主义势力。

会议很快决定，以武术比试的传统形式决定谢逊的归属。

在比试中，峨嵋正如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即使张无忌也出于偶然因素败给了周芷若。

但明教特种部队在会场上进行的一次演习已经使这一切前台的较量都失去了意义：在杨逍的指挥下，被收归中央的五行旗特种部队展示了类似罗马军团投掷标枪的集体作战方式，让骄傲的武术家们认识到，在战场上，自己的武术造诣无足轻重，面前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就可以将这裏所有的人全部歼灭。

只有周芷若这种最狂热的武术沙文主义者才会看不到，明教所掌握的暴力资源已经远远超出了江湖世界的范围——他们所面对的是另一个帝国的雏形。

尽管明教或许尚未取得江湖世界的最高权威，但即使没有这种权威，他们也能够成为“中央之国”真正的主人。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少林“面壁计划”真正的意图被揭示为向明教示好的橄榄枝。

在英雄大会召开的前夕，“面壁者”渡厄默许了阴谋已被发现的圆真发动一场夺取少林寺统治权的政变，以便在不利的情况下以空闻方丈等人的生命为赌注，换取明教方面的谅解；同时利用一种独特的催眠术反覆念诵佛经，为谢逊打上信仰佛教的“思想钢印”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取得了成功，成昆的阴谋被揭穿，从而成为了少林野心的替罪羊；而谢逊则一百八十度转变了态度，从狂热的明教徒改宗为虔诚的佛教徒，而表示要留在少林。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实现了少林与明教的顺利和解。

而帝国军队此时的进攻，成为江湖世界反元联盟最终形成的催化剂。

在张无忌的指挥下，明教带领数百名武术家们取得了作战的胜利。

此时，即使是最愚钝的人也能看出江湖世界大势所趋的明显走向：张无忌所率领的明教将成为这个世界无所争议的主人，甚至成为中华帝国的新主人。

但是，最为敏锐的观察家却能够看出这一表面趋势下潜伏的危机和可能的变动。

在濠州逃婚事件之后，明教内部已经对教主被蒙古女伯爵所左右的丑闻感到不安。

不久，张无忌和赵敏以未婚夫妇的身份公然出现，进一步引起了明教上下的不满。

现在，张无忌已经越来越少地被视为明王的化身，而更多被描述为沉溺色|欲的无知青年。

中国的史学家们，经常从儒家传统出发指责“祸水”赵敏败坏了张无忌本来蒸蒸日上的事业。

这至少部分是不公正的。

可以看出，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中枢和地方，领导核心和军队自阳顶天死后以来的脱节。

张无忌短暂的统治并未扭转这一趋势，他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何在。

张无忌的罗曼史，既可以解释成教主对蒙古女伯爵的征服，也可以解释成被狡猾的蒙古女伯爵所摆布，问题只是谁掌握着对军队及底层教众宣传的渠道。

而明教手握实权的地方军阀们不会愿意粉饰这位名义上的主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基督教异端起义中，尽管领导者们纷纷建立了庞大的后宫以满足自己过度的色|欲，他们却被教众和后来的崇拜者们奉为刻苦自律，清心寡欲的圣贤。

而事实上，赵敏对张无忌的“败坏”可能绝大部分只存在于明朝修撰的史书中，从少林寺会议到张无忌离开政治舞台，时间的短促使得张无忌的名声几乎不可能受到致命打击。

大量有关张无忌如何倒行逆施，众叛亲离，走向灭亡的记载都出自明朝史官的虚构。

不幸的是，根据这些记载，台湾史学家杨佩佩重构了张无忌在濠州如何在朱元璋的阴谋下一步步被孤立和反对，最终去职的过程。

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描述很难符合真实的时间表。

根据可信的记载，张无忌大概在1358年八月带着赵敏秘密来到濠州视察，在那里他意外地发现野心勃勃的朱元璋囚禁了他的主帅韩林儿，篡夺了明教东部军团的最高统治权。

面对政治生命即将被断送的前景，朱元璋进行了一次大胆之极的冒险。

当天夜里，朱元璋以宴请张无忌的名义，用药物将他迷晕。

晕倒的张无忌和赵敏在黎明时被放入马车中，由朱元璋的部将廖永忠驾车，而朱元璋率领心腹部将大张旗鼓送到城外，造成已经教主离开濠州，前往应天视察的假象。

在廖永忠“护送”张无忌和韩林儿的路途中，当他们乘船渡过扬子江时，船意外倾覆，导致张无忌和韩林儿一起被溺死在扬子江中，而或许在此之前很久这位武术大师已经被杀。

这次谋杀的细节永远是个谜。

在这件事情几年后被披露时，朱元璋已经拥有了无可动摇的实力，他轻描淡写地指责廖永忠没有保护教主周全，不久后又借机处死了这位知情者。

同张无忌一起被俘虏的赵敏则由于其特殊身份长期被秘密囚禁，朱元璋利用她做诱饵，命令诈降的田丰等人刺杀了察罕帖木儿。

在明朝建立后的1371年，为了笼络她的哥哥扩廓帖木儿，33岁的赵敏被迫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秦王朱爽。

1396年，当朱爽死后，赵敏被迫殉葬，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

张无忌的意外死去延缓了但没有中断明教日益壮大的政治事业。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张无忌和明教中枢并不实际掌握军权，他的消失仅仅是打击了明教徒的士气，却并未使他们变成一团散沙。

朱元璋对张无忌的暗杀当然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果当时这一罪行被揭露，他将被愤怒的教众撕成碎片。

但只要这一点能够保证机密，张无忌的死绝不会妨碍朱元璋安享数十万军队的效忠。

为了掩盖张无忌的死亡——由于其无与伦比的武术造诣，没有人相信他会自然死亡或战死——朱元璋伪造了张无忌的书信，声称将放弃教主之位而和赵敏隐居，并将这一职位传给杨逍。

这是遵循一位老学者的教诲：“高高地筑起城墙，广泛地囤积粮食，但是暂时不要竞争教主。”

朱元璋此时的声望和实力还不足以参与教主的竞争，但他无疑很清楚，除了张无忌，没有人能够坐稳这个位置，而杨逍的无能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很明显了。

教主之位的另一个竞争者韦一笑甚至比杨逍更不适合。

若干年后，当实力足够壮大时，这一圣冠必将戴在自己的头上，届时它将变成一顶真正的皇冠。

现在，身为殷天正死后明教最大的军队领袖，朱元璋耐心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日子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