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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乔治·梅瑞狄斯的小说 注 本文选自《普通读者续集》，系弗·伍尔夫于1928年1月为纪念梅瑞狄斯诞生一百周年所撰。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诗人、小说家。著有诗歌《现代的爱情》、《最后的诗》与小说《利己主义者》等。

二十年前，乔治·梅瑞狄斯的声誉正处于它的巅峰。他的小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走上了成名之路，由于它们所曾经受到过的压制，它们的名声显得更加辉煌，更加不同凡响。而且，人们普遍发现，这些杰出著作的作者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老人。到鲍克斯山庄去访问过的人们传说，当他们走上那座郊外小屋的汽车道时，在屋内轰然回荡的谈笑声使他们感到激动。那位小说家端坐在客厅里那些通常的小摆设中间，看上去就像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半身雕像。年龄使他优美的容貌变得憔悴、瘦削，但他的鼻子还是尖尖的，他湛蓝的眼睛依然敏锐而闪烁着嘲讽的光芒。虽然他坐在扶手椅里漠然不动，他的面貌还是生气勃勃、机警灵活的。他的确几乎完全聋了，但是，对于一个几乎无法跟上他自己思想的迅速步伐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最微不足道的折磨罢了。既然他听不到别人对他说些什么，他就可以全心全意地沉浸于自言自语的乐趣之中。不论他的听众很有教养还是头脑单纯，这或许对他都没有多大的关系。

他以同样隆重的礼仪，把可以用来恭维一位公爵夫人的贺词献给一个孩子。同样，他不能用简单的日常生活语言去对这两者说话。然而，不论什么时候，这种精心推敲、矫揉造作的谈话，充满着明确具体的短语和层出不穷的隐喻，最后终于发展为一阵大笑。他的笑声围绕着他的句子旋转，好像他自己也很欣赏其中的幽默夸张。这位语言大师在他的词汇的海洋中击水嬉戏、深深潜泳。就这样，关于他的传说渐渐增多，乔治·梅瑞狄斯的声誉也就与日俱增，他的肩膀上长着一颗希腊诗人的脑袋，他住在鲍克斯山下一座别墅里，用一种几乎在公路上就能听见的响亮的声音，口若悬河地倾吐出充满着诗意、讽刺和智慧的语言，使他的销魂夺魄、才气横溢的作品更加迷人、更加辉煌。

但这是二十年前的情况。作为一位健谈者，他的声誉必然衰退，而作为一位作家，他的声誉似乎也受到影响。在他的后继者之中，现在没有一个人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影响。当他的后继者之一本人的著作使他有权要求别人洗耳恭听他的高见之时，他偶尔涉及这个论题所发表的意见并无恭维奉承之意。

〔爱·摩·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中写道〕梅瑞狄斯已不像他二十年前那么享有盛誉了……他的哲学观点未能历久不衰。他对于感伤主义的猛烈攻击使当代人感到厌倦……当他态度严肃、思想高尚之时，他的言论带有一种刺耳的杂音，一种盛气凌人的语调，后来它又变得沮丧不堪……一方面由于虚构杜撰，一方面由于频频说教（说教从来就不受欢迎，而如今则被认为是空洞贫乏），一方面又由于他把狭隘的乡土题材当作整个宇宙来写，梅瑞狄斯的名声现在处于低潮，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上述评价并非企图盖棺论定；然而，在它侃侃而谈的真诚态度之中，已足够精确地概括了人们论及梅瑞狄斯之时所流传的说法。不，总的结论似乎将会是：梅瑞狄斯的声誉未能历久不衰。然而，一百周年纪念的价值在于：这样的场合使我们能够把这种流传的印象固定下来。人们的谈论，与磨灭了一半的回忆夹杂在一起，形成了一阵迷雾，逐渐使我们几乎不识其真面目。重新翻开他的作品，试图用初次阅读它们的新鲜眼光来加以阅读，把它们从作者的声誉和偶然的事故这种无聊的评语中解放出来——这也许就是我们在一位作家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所能奉献的最为令人满意的礼物。

由于第一部小说往往写得比较疏忽大意，作者在其中显示了他的各种天赋而不知道怎样才能最有利地安排处理它们，因此我们不妨首先翻开《理查·弗浮莱尔》看看。并不需要十分精明，我们就可看出，那位作者是一位新手。此书的风格极不平衡。他忽然拧成坚硬的绳结，忽然又像一张煎饼那样平坦地舒展。他似乎三心二意，无所适从。嘲讽的讥评与冗长的叙述互相交替。他踌躇不决地从一种态度转向另一种态度。的确，这样编排起来的整个结构，似乎有点摇晃不稳。那位裹着一件斗篷的准男爵；那个乡村家庭；那幢祖传宅邸；那些在饭厅里吟诵警句的伯父们；那些洋洋自得、喜欢游泳的了不起的女士们；那些拍着大腿、十分快活的农夫们；在他们身上，都被随随便便地、一阵一阵地洒上了《朝圣行囊》这只胡椒瓶里的枯燥无味的格言——所有这一切凝聚成一团多么奇特的混合物！但那种奇特之感可不是表面上的；它不仅仅在于那些鬓须和帽子已经过时；它还要更深刻些，它在于梅瑞狄斯心中的意图，在于他想要引起的变革。显而易见，他曾煞费苦心地去摧毁小说的传统形式。他并不试图保存特罗洛普和简·奥斯丁朴素的现实画面，他已拆毁了我们借以学会攀登的一切通常的阶梯。如此深思熟虑的举动带有一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