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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笛福 注 本文选自伍尔夫论文集《普通读者》，系伍尔夫于1919年为纪念《鲁滨孙飘流记》出版两百周年而撰。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以《鲁滨孙飘流记》一书闻名于世。另著有《辛格顿船长》、《摩尔·弗兰德斯》等小说。

几百周年纪念的报道者往往有一种恐惧心理，他唯恐自己是在打量着一个正在消失的幽灵，并且不得不预告它正趋向于灭亡。对于《鲁滨孙飘流记》两百周年纪念的报道者而言，不仅不会有这种恐惧心理，甚至只要想起他居然会有这种念头，都会感到可笑。这或许是事实，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鲁滨孙飘流记》已经诞生两百周年了，然而，我们大可不必去作那种通常的推测：人们现在是否还在阅读并且将要继续阅读这本书。这两百周年所产生的效果，令我们惊叹：这部永存不朽的《鲁滨孙飘流记》，不过才存在了这么短一段时间。这本书好像是整个民族的无名产品之一，而不是个人智力的结晶；说起这本书的两百周年纪念，我们立即会想到，我们是在纪念英国的史前遗迹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大石柱本身。

这有一部分是由于以下事实：在我们的童年时代，我们都曾经听别人给我们朗读过《鲁滨孙飘流记》，因此，我们对于笛福和他这部小说的心情，与希腊人对于荷马的崇敬十分相似。我们当时从未想到过有笛福这么一个人物，如果有人告诉我们，《鲁滨孙飘流记》原来是某人用笔写出来的故事，这或者会使我们感到不快，或者会使我们觉得毫无意义。童年时代的印象，是最持久、最深刻的印象。丹尼尔·笛福的大名，似乎仍然没有权利在《鲁滨孙飘流记》的扉页上出现，如果我们纪念这本书的两百周年，我们不过是间接提及这个事实：这本书就像那史前的巨大石柱一样，至今依然留存。

这本书的伟大名声，给它的作者带来了某种不公正的待遇；因为，在它给了他一种无名的荣誉的同时，它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又是一些其他作品的作者，我们可以放心地断言，这些作品我们在儿童时期可没听别人给我们朗读过。于是，在一八七〇年，当《基督世界》的编辑呼吁“英国的男女儿童”在笛福那座曾被雷电击坏的坟墓上竖立一块纪念碑时，在那块大理石上就铭刻着：纪念《鲁滨孙飘流记》的作者。并未提及《摩尔·弗兰德斯》。想起这本书的主题，以及《罗克萨纳》、《辛格顿船长》、《杰克上校》和其他作品所涉及的主题，我们就不必为这种忽略感到惊奇，虽然我们或许会感到愤慨。我们可能会同意笛福传记的作者赖特先生的意见：这些“不是念给客厅餐桌旁边的人们听的作品”。然而，除非我们把客厅的桌子这件有用的家具当作艺术趣味的最后裁决者，我们必然会对这一事实表示遗憾：由于这些作品外表上的粗糙，或者由于《鲁滨孙飘流记》的广泛声誉，使它们远远没有赢得它们应有的名声。在任何一块纪念碑上，要是它还值得称为一块纪念碑的话，至少应该把《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萨纳》的名字和笛福的名字一样深深地铭刻上去。它们可以与那些为数不多的、堪称无可否认的伟大英国小说的著作并列。它们那位更加著名的伙伴的两百周年纪念，很可能会使得我们去思考：它们的伟大之处究竟何在，而它们的优点和《鲁滨孙飘流记》的优点有着这么多的共同之处。

当笛福成为小说家时，他已经是一位上了岁数的人了。他是一位比理查森和菲尔丁要早好多年的前辈，他是真正给小说定型并且把它推上它的发展道路的创始人之一。然而，没有必要详细论述他居于先驱地位的事实，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当他着手写作小说之时，他对于这门艺术怀有某些概念，他之所以获得这些概念，有一部分是由于他本人就是这种概念最初的实践者之一。小说必须讲述真实的故事，并且宣扬高尚的道德，才能证明它存在的价值。“这样通过虚构捏造来提供一个故事，肯定是一种最丑恶可耻的罪行，”他写道。“正是某种谎言，在心头捅了一个大窟窿，而一种说谎的习惯，就渐渐地钻了进去。”因此，在他的每一部作品的前言和正文里，他煞费苦心地坚持声明：他从未凭空捏造，总是依据事实，而他的一贯目的，是那种十分合乎道德的愿望，他要使有罪的人幡然悔悟，或者告诫天真无辜的人免入歧途。幸运的是，这些原则和他的自然气质、天赋才能完全吻合。在他把他的亲身经历转化为文字在小说中加以叙述之前，他于六十年生涯中所遭受的各种各样的命运，已经在他的心中积累了丰富的事实。他写道：“不久以前，我曾经把我一生中的情景总结成两行对偶的诗句：

没有人比我更饱尝命运的酸甜苦辣，

我历尽沧桑经受了十余番贫富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