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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切，那些评论家们也慷慨地一致表示同意。他们说，一位伟大的评论家是最为罕见的人物。然而，要是有一位伟大的评论家奇迹般地出现了，我们应该如何来维持他的生活，应该拿什么来供养他呢？伟大的评论家，如果他们自己不是大诗人的话，是从时代的挥霍浪费中孵化繁殖出来的。（文学评论）要为某一位大人物辩护，要建立或者毁灭某个学派。但是，我们的时代已经濒临贫乏的边缘。没有一个姓名能够鹤立鸡群。没有一位老师傅的工场，可以使年轻人在那儿当学徒而引以为荣。哈代老先生早已退出了竞技场，康拉德先生的天才之中有一些异国情调，这使他不能像一位令人钦佩的光荣的偶像那样来发挥影响，而是使他和大家疏远隔离。至于其他人，虽然他们人数众多、精力充沛、正处于创作能力的高潮，但其中没有什么人能够严肃地影响他的同时代人，或者能够透过当前的现实来洞察我们乐意称之为不朽的那个不远的将来。如果我们以一个世纪作为我们的试验期限，来问一问，英国在这些日子里产生的作品中，有多少到了那时还能存在，我们将不得不回答说，我们不仅不可能一致同意某一本书会长存不朽，而且我们十分怀疑是否会有这样一本书。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年代。有几节诗，几页书，这儿一章那儿一篇，这部小说的开端和那部小说的结尾，堪与任何时代或任何作家的最佳作品相媲美。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拿着一堆松散的篇页，到我们的子孙后代那儿去，或者去要求那时的读者，要他们面对着整个文学遗产，来把我们的小小的珍珠从我们的一大堆垃圾中筛选出来？这就是评论家可以合法地向他们同桌的伙伴——小说家和诗人——提出来的问题。

起初，悲观主义的分量似乎足以压倒一切反对意见。不错，我们重申，这是一个荒芜的年代。有许多理由可以为它的贫乏辩解；然而，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以本世纪和另一个世纪相比较，那对比似乎是压倒一切地对我们不利。《威佛莱》、《远游》、《忽必烈汗》、《唐璜》、《哈兹列特散文集》、《傲慢与偏见》、《赫坡里昂》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都出版于一八〇〇至一八二一年之间。我们的世纪并不缺乏艰苦的努力；然而，如果我们要求的是文学杰作，从表面上看来，抱悲观主义的人们是对的。似乎在一个天才的时代之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一个竭力挣扎的时代：人们通过纯洁而艰苦的工作，来表达骚乱而越轨的思想。当然，一切荣誉都应归于那些牺牲了个人的不朽来把那幢房屋整理得井然有序的人们。但是，如果我们要的是文学杰作，我们到何处去寻求呢？我们可能觉得有一点儿当代诗歌将会幸存；它们是叶芝先生、台维斯先生和德·拉·迈厄先生的几首诗。当然，劳伦斯先生有时是伟大的，但是在更多的场合，他远非如此。比尔博姆先生在他本人创作方式的范围之内是完美的，但这不是一种伟大的方式。《遥远的地方和往昔的岁月》中的一些片段，毫无疑问将会永久地遗留后世。《尤利西斯》是一场令人难忘的突然剧变——无限地大胆，可怕的灾难。于是，我们挑挑拣拣，一会儿选这，一会儿选那，把选中的作品高举起来给人看，听到人们为它辩护或嘲笑它，而最后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反对意见，那就是说，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过是同意了批评家的意见，认为这是一个不能作出持久努力的年代，一个断简零篇纷然杂陈的年代，不能严肃地和前面一个时代相比。

但是，正当这种意见到处流行，而我们也对它的权威性表示附和的时候，我们有时会极其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对自己所说的话一个字也不相信。我们重申，这是一个荒芜贫瘠、精疲力竭的年代；我们不得不怀着嫉妒之心回顾往昔。这又是初春的晴朗日子中的第一天。生活并非完全缺乏色彩。那干扰了最严肃的谈话、打断了最有分量的观察的电话机，它本身就有一段传奇。那些没有机会永存不朽而能把人们的思想表达出来的偶尔闲谈，却往往具有一种由灯光、街道、房屋和人物组成的布景，不管它是美丽的还是奇特的，都会把它自己编织到一个永存的瞬间中去。然而，这就是生活；而我们所谈的却是文学。我们必须试图把这两者分离开来，不让它们纠缠在一起，并且为乐观主义的轻率鲁莽的精神辩护，来反抗悲观主义的看来更为高级的花言巧语。

我们的乐观主义大部分来自本能。它来自晴朗的日子、美酒和谈话；它来自这个事实——当生活每天献出这样的珍宝，每天使人想起的东西比最善于辞令的人所能表达的还要多，虽然我们十分仰慕死去的一代，我们还是宁愿有现在这样的生活。现代生活中有着某种东西，即使所有过去时代的生活都可供我们选择，我们也不愿以此作为交换。现代文学尽管有它的一切不足之处，对于我们也有着同样的支配能力和同样的魅力。它好像是我们每天想要故意冷落、抛弃的某种亲属关系，但是，我们毕竟离不开它。它和那种我们赖以生存、由我们自己造成并在其中生存的世界有着同样亲切的品质，而不是某种尽管威武庄严但是对于我们说来却是异己的、从外面看到的东西。没有任何过去时代的人，比我们这一代更需要珍惜爱护我们的当代作家。我们被干脆地割断了与我们先辈的联系。稍微变动了一下衡量的尺度——许多世代以来被放在一定位置的一大堆东西，就突然坠落了——已经彻头彻尾地震动了那个组织结构，使我们和过去疏远了，并且使我们或许过分鲜明地意识到现在。每天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在做着、说着、想着对我们的父辈说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对于迄今未被人注意的差异之处，要比那已经被人非常完善地表达出来的相似之处，感觉敏锐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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