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与小说家（伍尔夫文集）(弗吉尼亚·伍尔夫)_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1 / 2）_论小说与小说家（伍尔夫文集）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注这是伍尔夫于1924年5月18日在剑桥大学宣读的一篇论文，当时以《小说中的人物》为标题，后来收入伍尔夫论文集《船长弥留之际》。阿诺德·贝内特（1867—1931），英国小说家，以善于描写细节著称。代表作为《老妇谭》。

这对我说来是很可能的，或者说是称心合意的事情：我也许是这个房间里唯一曾经写过，试图要写，或者没有写成一部小说的傻瓜。当我问自己——因为你们邀请我来给你们讲现代小说，这就促使我向自己提出问题——是什么精灵鬼怪在我身旁絮絮耳语，怂恿我走上了那条绝路，于是一个小小的人影儿（一个男人或女人的身影）在我面前站了起来，她对我说：“我姓布朗。如果您有本事，就来抓住我吧。”

大部分小说家都有过同样的经历。某一位布朗·史密斯或琼斯来到他们面前，以世界上最诱惑人、最富于魅力的方式说道：“如果您有本事，就来抓住我吧。”于是，追随这簇闪烁的鬼火，他们踉踉跄跄地前进，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作品，在这场追逐中消磨了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岁月，而他们大多数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报偿。只有少数人抓住了这个魔影；多数人不得不满足于扯到一片衣服或一绺头发。

男女作家们之所以会去写小说，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诱惑，要把这盘据在他们心头的人物形象塑造出来；我的这种信念，得到了阿诺德·贝内特先生的认可。他在一篇我将要引用的文章中写道：“优秀小说的基础就是人物塑造，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风格是有价值的；情节是有价值的；观点的新颖独创是有价值的，但是，它们中间没有一项像塑造令人信服的人物那样有价值。如果人物是真实的，那部小说将会有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人物是不真实的，那部小说的命运必将是湮没无闻……。”他进一步得出结论：在目前，我们没有第一流的、举足轻重的青年小说家，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塑造出栩栩如生、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

这些就是我要在今天晚上大胆地而不是审慎地加以讨论的问题。我要弄清楚，当我们提起小说中的“人物”之时，我们是指什么而言；我要就贝内特先生所提出的真实性问题发表一些见解；而且我要为青年小说家在塑造人物方面的失败找出一些理由，如果他们确实像贝内特先生所断言的那样失败了的话。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这将会使我作出一些非常概括而又十分模糊的论断。因为，这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请想一想，我们对于人物懂得多么少——对于艺术我们又是多么无知。但是，为了在我开始论述之前把情况澄清一下，我建议我们把爱德华时代和乔治时代的作家分成两个阵营；我要把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称为爱德华时代的作家，把福斯特先生，劳伦斯先生，斯特雷奇先生，乔伊斯先生和艾略特先生称为乔治时代的作家。如果我是带着令人难以忍受的自负态度，用第一人称来讲话，我要请求你们原谅。我并不想把孤陋寡闻、误入歧途的个人的意见，当作是全世界普遍的见解。

我的第一个论断，我想你们都是会同意的——那就是，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位人物性格的评判员。真的，要不是从事于“性格判断”并且对于这门艺术有一点技巧的话，你要无灾无难太太平平地活上一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友谊皆有赖于此；我们的事业大部分有赖于此；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只有依靠它的帮助，才能获得解决。现在我将冒昧提出第二个论断，也许它更可争议，那就是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或者大约在这个时候，人性改变了。

我并不是说，我们走了出去，也许是走到花园里去，在那儿看到一朵玫瑰开了花，或者一只母鸡下了蛋。我所说的那种变化，并不像这样突然而明确。但是，无论如何，总是有了一种变化；既然免不了要任意划个界线，那就让我们把这变化发生的日期定在一九一〇年吧。这种变化的最初迹象，记载于塞缪尔·勃特勒的作品之中，特别是他的小说《众生之路》中；萧伯纳的戏剧继续记载了这种变化。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如果我可以用一个家常的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的话，我要说，我们可以在我们厨师的性格中看到这种变化。维多利亚时代的厨师好比生活在深水中的怪兽，他是威严的，沉默的，形象模糊的，不可捉摸的；乔治时代的厨师是在阳光和新鲜空气中生活的生物，他在我们的客厅里走进走出，一会儿来借一份《每日先驱报》，一会儿来向你征求意见，问问他该买顶什么样的帽子。你们还需要更加严肃的例证来说明人类的变化能力么？你们就去阅读一下《阿加曼农》，并且看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的同情心是否完全跑到克莉泰门斯特拉那一边；或者去考虑一下卡莱尔夫妇的婚姻生活，你们不禁要叹惜那可怕的家庭传统使他们虚度年华，徒劳无益，那种传统似乎要使一位天才的妇女把她的时间都用来捉捉臭虫、擦洗锅勺，而不是去著书立说。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主仆、夫妇、父子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发生了变化，信仰、行为、政治和文学也随之而发生变化。让我们大家同意，把这些变化之一的发生时间，规定于一九一〇年左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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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已经说过，人们如果要没灾没病地活上一年，他们就不得不具备判断人物性格的技巧。然而，这是年轻一代的艺术。中年人和老年人使用这门艺术，大部分只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他们很少在判断分析人物性格的艺术中建立友谊和进行其他的尝试与实验。然而，小说家和其他人不同，因为，在他们出于功利的目的对于人物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之后，他们仍然不停地对于人物性格感到兴趣。他们更进一步，他们觉得人物性格本身就具有某种永远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东西。当所有的人生实际事务都已经履行完毕之后，还有某种与人物有关的因素，对他们说来，似乎仍旧是极其重要的，尽管它和他们的幸福、舒适或收入毫无关系。对他们说来，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全神贯注的追求；他们赋予人物性格一种令人摆脱不了的魔力。我觉得这一点很难解释：当小说家提到人物性格之时，他们的意思是指什么？那个常常如此有力地促使他们在创作中体现他们观点的动机，又是什么？

因此，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将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代替分析和抽象的论述，无论这个故事多么不得要领、毫无意义，它的优点是具有真实性。它涉及一次由李奇蒙德到滑铁卢的旅行。我希望，我可以通过这个故事来向你们表明，我所说的人物性格本身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你们会理解它可能具有的不同面貌，以及当你们试图用文字来加以描述之时，你们所直接面临的可怕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