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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心理小说家 注 本文是伍尔夫在1929年写的《小说概论》中的第四章，收入论文集《花岗岩与彩虹》。

的确，当我们拿起《梅茜所知道的》这本书时，我们有一种脱离了所有过去小说中的世界的奇特感觉，感到我们失去了某种支柱，纵然它在狄更斯和乔治·爱略特的作品中妨碍了我们的想象，它却把我们支撑起来，并且控制着我们。迄今为止一贯如此活跃地、不断地描摹田野、农舍和脸庞的视觉，现在似乎失去了功效，或者正在运用它的力量来照明那内在的心灵，而不是外在的世界。亨利·詹姆斯必须找到心理活动过程的某种同义对应物，来使一种心理状态具体化。在描绘人物心理之时，他说，她是“一个随时准备容纳痛苦的器皿，一只深深的瓷器小杯，可以在其中混和各种辛辣的酸性液体”。他总是在使用这种理智的想象。被一般作家所表达或者观察到的那种通常的支持物，那种传统习惯的支柱和枕木，被移开了。似乎一切都脱离了干扰，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任凭人们来讨论，虽然没有可见的支持物支撑着它们。对于构成这个世界的心灵来说，它们似乎奇异地摆脱了那些陈旧累赘的压力，并且超越了环境的压迫。

不可能用狄更斯和乔治·爱略特的那种陈旧的方式，来使作品突然发生关键性的转折。谋杀、强奸、诱奸和突然死亡，对于这个高高在上的、遥远的世界来说，并没有什么力量。在这儿，人们只是被各种微妙的影响所左右，这些影响包括大家几乎闭口不谈而只在心中捉摸的相互之间的看法，以及有时间、有闲暇来作出种种设想并付诸实施的人们的各种判断。结果，这些人物似乎被放在真空中，它与狄更斯和乔治·爱略特的实质性的、外形笨拙的世界，或者与标志出简·奥斯丁的世界的精确的纵横交叉的社会习俗，都相去甚远。他们生活在一个用各种最精巧的思想意义织成的茧子里，它是由一个完全与谋生糊口无关的社会，以充裕的时间吐出丝来把自己包裹起来而形成的。因此，我们立即意识到，作者使用了迄今为止蛰伏的各种官能、独创性和技巧，例如用来巧妙地猜破一个谜语的那种内心的机智和灵巧；我们的快感分裂了，变得精炼了，它的实质无限地分裂了，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供我们享用。

梅茜，那位她的离了婚的父母双方争夺的小姑娘——他们要求每人轮流赡养她六个月，最后却各自重新结了婚，有了第二个丈夫和妻子——她深深地埋藏在联想、暗示和猜测之中，结果她只能十分间接地影响我们，她的每一种感觉都被扭曲了，并且要掠过一些其他人的心灵，才能达到我们这儿。因此，她并未在我们身上唤起什么单纯的、直接的情绪。我们总是有时间来观察这种情绪的到来，并且推测它的路径：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冷静、有趣、入迷，我们每一秒钟都在试图进一步琢磨推敲我们的感觉，并且调动我们全部深奥微妙的智力，使之构成我们本身的一个部分，我们悬浮在这遥远的小小的世界之上，并且带着理智的好奇心，来观望等待那个结局。

尽管我们的快感不是那么直接，不是那么强烈地与某种喜悦或忧愁发生共鸣，它具有一种那些更加直截了当的作家所不能给予我们的优雅和甜蜜。这一部分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在黄昏的微明和拂晓的曙光之中，我们可以察觉到千百种情绪纵横交叉的脉络，在中午充足的阳光之下，它们却消失了。

在这种优雅和甜蜜之外，我们还获得了另一种快感。小说家总是要我们的感情随着他的人物一起变化，当我们的心灵从这个永恒的要求之下解脱出来之时，这种快感就来到了。通过切断现实生活中所引起的各种反应，小说家把我们解放出来，让我们像在生病或旅行时那样，自由自在地从事物的本身寻求乐趣。只有当我们不再沉浸于习惯之中，我们才能看出事物的奇特之处，我们就站在外面来观察那些没有力量左右我们的东西。于是，我们看到了正在活动的心灵。它设计各种模式的能力，以及它把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不一致之处呈现出来的能力，使我们兴味盎然。而这一切，当我们按习惯来行动或被普通的冲动所驱策之时，是被掩盖起来的。它是一种与数学或者音乐所给予我们的乐趣相类似的快感。

当然，因为小说家是用男人和女人作为他的创作对象，他不断地激起与数字、声音的非人格化大相径庭的各种感情；实际上，他似乎忽视并且压抑了人物的自然的感情，迫使它们纳入一种我们带着模糊的不满称之为“矫揉造作”的计划方案之中，虽然我们也许还不至于愚蠢到对于艺术中的技巧手法表示不满的程度。或者通过一种胆怯、拘谨的感觉，或者缺乏大胆的想象，亨利·詹姆斯削弱了他的创作对象的兴趣和重要性，以便产生一种他所心爱的匀称感。他的读者们对此感到不满。我们觉得他在那儿，像和蔼可亲的马戏演出主持者一般，巧妙地操纵着他的人物；他抑制、约束他们的活动；他灵巧地躲闪逃避、装聋作哑；而一位有更大深度或气魄的作家，就可能会冒着他的题材所强加于他的风险，让他的思想扯满了帆、迎风疾驶，也许这样他就能获得匀称和模式，它们本身也同样是如此地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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