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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就是成为美国人的过程中的第一步——不当英国人。一位美国作家所接受的教育之第一步，就是把一直在已故的英国将军们指挥之下前进的整个英国文字的大军统统解散。他必须训练并且强迫那“数量不多的美国文字”来为他服务；他必须忘却他在菲尔丁和萨克雷的学校中所学到的一切东西；他必须学会像他在芝加哥的酒吧和印第安纳的工厂中和人们说话那样来写作。那就是他的第一步，但是，下一步还要困难得多。因为，已经决定了他不是什么，他还必须进一步发现他究竟是什么。这是一种敏锐的自我意识阶段的开端，这种自我意识，表现在其他方面南辕北辙截然相反的作家们身上。的确，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种自我意识和辛酸感觉的普遍流行，使那些英国旅游者们感到更为惊异的了。伴随着这种自我意识的辛酸之感，大部分是反对英国的。人们不断地想起另外一个种族的态度，直到最近他们还是它的臣民，而目前他们仍旧被对于它的锁链之回忆所折磨。妇女作家们不得不遇到许多与美国人所面临的相同的问题。她们也意识到她们自己的性别的特殊性；她们很容易怀疑别人对她们傲慢无礼，动不动就心怀不满，想图报复，热衷于形成一种她们自己的艺术形式。在这两种场合之下，各种各样意识——自我意识、种族意识、性别意识、文化意识——它们与艺术无关，却插到作家和作品之间，而其后果——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不幸的。例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如果安德森先生忘记了他是个美国人，他将成为一位完美得多的艺术家；如果他能毫无偏见地使用新的或旧的、英国的或美国的、古典的或俚俗的词汇，他将会写出更好的散文。

尽管如此，当我们从他的自传转向他的小说之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正如一些妇女作家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令人耳目一新地出现在世界上，对着光线转向一个新的角度，这是如此巨大的一种成就，为了它的缘故，我们可以谅解那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它的辛酸感觉、自我意识和生硬态度。在《鸡蛋的胜利》这本书中，作者安德森对那些陈旧的艺术要素作了一些调整，使我们刮目相看。这种感觉使我们回想起第一次阅读契诃夫作品时的感受。在《鸡蛋的胜利》中，没有任何熟悉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来把握。那些短篇小说使我们的努力受到挫折，它们从我们的手指缝里溜了过去，使我们感觉到并不是安德森先生辜负了我们的期望，而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失误了，我们必须回过头去重新阅读此书：就像受了责罚的小学生必须回过头去重新拼写熟读课文，以便掌握它的意义。

安德森先生已经钻探到人类本性中那个更深的、更温暖的层次，要给它贴上新的或旧的、美国的或欧洲的标签，那就太过琐碎了。带着“忠于事物本质”的决心，他摸索着前进，达到了某种真实的、持久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境界，其证据就是他毕竟做到了很少作家做成功的事情——他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种感觉极其敏锐发达；它受本能的主宰而不受概念的支配；赛马使男孩们的心剧烈地跳动；一片片种了玉米的田地像金色的海洋一般围绕着那些简陋的城镇，看上去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男孩和女孩们到处都在梦想着航海和冒险；而这个肉体感觉的、本能欲望的世界，被包围在一层温暖的云雾一般的气氛之中，被包裹在一个柔软的、爱抚的封套里，它总是显得似乎有点儿太宽，与这个世界的外形不很合适。安德森先生的作品形态模糊混沌，他的语言扑朔迷离，他似乎总是倾向于把他的短篇小说轻轻地安置在一片沼泽之中，在指出了这些情况之后，那位英国游客就说，这一切使他确信他自己的关于究竟可以期望一位美国作家具有何种洞见和真诚的理论。安德森先生的作品之柔软和缺乏外壳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他从美国素材的中心舀取出来的，以往它从未局限于一个外壳之中。他太过迷恋这种珍贵的原料，不愿意把它压铸到任何陈旧的、错综复杂的诗歌模式中去，那些模式是欧洲的工艺铸造出来的。他宁可把他所发现的东西毫无外壳地裸露着，任凭他人笑骂。

但是，如果这个理论适用于美国小说家们的作品的话，我们如何来说明辛克莱·刘易士的小说呢？在与《巴比特》、《大街》、《我们的雷恩先生》初次接触之下，难道这种理论不是像肥皂泡撞在坚硬的红木壁橱棱角上一般粉碎了么？因为，刘易士先生的作品正是以它的坚实、它的效率、它的紧凑取胜。然而，他又是一位美国人；他也用一部又一部作品来描述和说明美国。他的作品远非缺乏外壳，人们往往说他的作品全部都是外壳，人们只是怀疑，他究竟有没有给外壳中的那条蜗牛留下任何余地。无论如何，《巴比特》完全驳斥了下述理论：一位美国作家描写美国的情况，必然会缺乏那种润饰、技巧以及把他的素材加以定型和控制的能力，人们可能会猜想，这些都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留给它的艺术家的遗产。在所有这些方面，《巴比特》堪与本世纪在英国创作的任何一部小说相媲美。因此，那位文学领域中的旅游者，必须在下面两种结论中选择其中之一：或者在英美作家之间并无深刻的区别，他们的经历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可以用相同的形式来加以容纳；或者刘易士先生是如此密切地仿效英国作家的模式——赫·乔·威尔斯就是一位明显的师傅——以至于在模仿的过程中，他牺牲了他自己的美国特征。但是，如果作家们能够用绿色或蓝色的布条扎起来分派给我们的话，阅读的艺术就会更加简单而缺乏冒险精神。对于刘易士先生的研究使我们越来越确信，外表上显示出来的那种果断的决心是靠不住的；外表上的沉着镇静几乎无法把内部互相矛盾斗争的因素结合在一起；那些色彩就化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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