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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的艺术之桥 注 此文于1927年8月14日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后来收入伍尔夫论文集《花岗岩与彩虹》。
大多数评论家对于当前不屑一顾,他们的目光坚定地盯着过去。毫无疑问,他们明智地对于当前人们正在创作的作品不加评论;他们把这项任务留给书评家们,而书评家这个名称,似乎就暗示着他们本身以及他们所观察的对象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事物而已。然而,你有时不免自问:评论家的任务,是否必须永远是评价过去的作品?他们的目光是否应该永远盯着过去?他是否有时也能回过身来,像荒岛上的鲁滨孙那样,用手遮在眼睛上方瞻望未来,并且在迷雾之中勾勒出我们有朝一日也许可能达到的那片土地的模糊的轮廓?当然,这些想法是否正确,是永远无法证明的;但是,处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时代,的确存在着很大的诱惑,要使我们去沉溺于这些思索之中。我们显然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并不是牢牢地固定在我们的立足之处;事物在我们的周围运动着;我们本身也在运动着。而告诉我们,或者至少猜测一下,我们正在走向何方,这难道不是评论家的职责吗?
显然,这种探索必须严格地缩小它自己的范围;但是,在一个不长的篇幅内,也许可以拿一个令人不满而又纠结难解的实例来加以研究,在我们对此深入考察一番并且解决了这个难题之后,我们也许能更好地推测我们前进的方向。
确实如此,没有任何人能够在阅读了许多现代文学作品之后,不感到有某种令人不满而又纠结难解的东西,在阻挡着道路。作家们到处都在企图做到他们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硬要使他们所使用的形式来包涵一种对它来说是陌生的意蕴。可以提出许多原因,但是让我们在此仅仅选择其中之一,那就是诗歌已不能像它为我们的祖祖辈辈服务那样来为我们这一代服务。诗歌现在并不像它过去为他们服务那样自由地来为我们效劳。这条曾经运载过如许精力和天才的表达思想感情的伟大渠道,它本身现在似乎变得狭窄了,或者已经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当然,只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上面那种说法才是正确的;我们的时代是富于抒情诗的;在这方面,也许以往没有一个时代比我们的时代更为丰富。但是,那种抒发狂喜之情和吐露绝望之感的抒情的呼声,它是如此集中强烈、如此富于个人色彩、又如此带有局限性,对于我们这一代和正在到来的下一代来说,已经是不够的了。人们的心里充满着可怕的、混杂的、难以控制的感情。地球的历史有三十亿年之久,人类的生命不过持续短暂的一瞬而已;尽管如此,人类的思维能力却是无限的;生活是无比美丽,却又令人厌恶;人的同胞们既值得爱慕,又叫人憎恨;对立着的科学和宗教把夹在它们之间的信仰给毁了;人与人之间互相联合的所有纽带似乎都已经断裂,然而,某种控制必定还是有的——现在作家们正是不得不在这种彷徨怀疑和内心冲突的气氛中创作,而一首抒情诗的精致结构,已不适于包涵这样的见解,正如一片玫瑰花瓣不足以包裹粗糙巨大的岩石。
但是,当我们自问:在过去,是什么东西被用来表达这样一种观念——一种充满着对比和冲突的观念;这种观念似乎要求一个人物和另一个人物互相冲突,同时又需要彼此之间构成一个总体的某种能力,需要某种概念来赋予这个总体以和谐与力量?我们必须回答:过去确实存在过这样一种文学形式;它并非抒情诗的形式;它是戏剧的形式,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诗剧。而这一种形式今天似乎已经死亡,完全没有复活再生的可能。
因为,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诗剧的状况,我们一定深感怀疑,在世界上究竟还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它复苏。具有最高度天才和雄心壮志的作家们,过去一直在创作、现在仍旧在创作诗剧。自从屈莱顿逝世之后,似乎每一位大诗人都曾经在这个领域内一试身手。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雪莱和济慈,丁尼生、斯文彭和勃朗宁(我们仅列举已故的诗人)都曾写过诗剧,但是谁也没有取得成功。在他们所写的全部诗剧中,也许只有斯文彭的《爱塔兰泰》和雪莱的《普罗米修斯》现在仍有人阅读,但是和这两位作家的其他作品相比,它们显得比较冷落。其他诗剧则早已被束之高阁,它们像鸟儿一般把头埋在翅膀下面睡着了。没人想去惊扰这些酣睡者的好梦。
试图为这种失败找到一些解释,这仍然是很吸引人的,说不定它会照亮了我们正在考虑的未来方向。诗人不能再写好诗剧的原因,也许就在于这个方向的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