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蒙边集团军群的富裕兵力调往东部，兰州也暂时没有主动反攻的打算。

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国势此刻还在顶峰，西北自然不可能为英美火中取栗。

另一方面从1941年开始的河南大旱，也给中国军队的反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事实上，早在正县会战结束后不久，西北高层已经主意到了河南旱情的发展，为此西北国防政府采取紧急拨款支援河南地方修建引黄干渠、打深井等一系列生产自救的办法，然而在一年多没有下雨的情况下，这些努力都归于无用。

到了1942年春天，河南旱情发展的更加严重了。

陇海路沿线整个春天一滴雨都没有下，中部县份的河流也纷纷干涸，预计年景将是大绝收的状况。

在这种状况下，冀豫战区、鄂豫皖战区只能把对日作战的计划搁置一旁，全力转入救灾。

由于不知道旱灾将持续多久，因此，救灾最好的办法就是移民，但此时，整个河南大约有3000万人口，根本无法全部转移，所以尽管整村整乡的百姓被运往西康、金山等省安置。

但比较整个受灾人口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已，更不要说还有大部分的村落在没有遭遇绝境前根本不愿意离开世代生活的故土，由此给迁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在迁移工作举步维艰的情况下，西北只好采用降低粮食征收水平和推进《土地法》实施等办法应急。

可是整个河南光西北军本部就有超过40万的部队，若是算上其他部队的话更是超过百万人，这一百万军人的口粮就成了大问题。

鄂豫皖战区或许还能通过安徽、徐海等省份的产出弥补，但冀豫军区就只能依仗大后方的供输了。

为了满足河洛集团军群的日常需要，西北一方面从山西、陕西、梁州、湖北等地输运粮食，另一方面只好打开战备仓库，将老底都拿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蒙边集团军群的部队又如何能加重一线的负担呢？

好在日军也受到了旱灾和出兵东南亚的影响，一时间在河南战场恢复不了进攻的势态，双方由此进入一种“假和平”的对峙状态。

不过日军在河南没有动手，不代表他们在其他地方也进入防御状态。

这不，河北和山东的日军便在1942春季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春季扫荡”给予苏徐鲁豫皖战区及河北反日游击武装以极大的打击，迫使各部反日队伍遁入山区暂避日军锋芒。

在这轮打击过后，日军又加大了对意志不坚定者的诱降力度，使得徐海方面的第一二七师沈克部、鄂豫皖方面的预备骑兵第一军郑大章部、河北方面的骑兵十八团张东凯部相继投敌。

于是，敌后作战的形势愈发的恶劣起来。

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和政治诱降，西北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

一方面西北下令以王奇峰骑兵第四师为基础重建第一二七师，另一方面西北又下令晋东敌后抗日总队等部主动出击，多次截断正太铁路，给日军以战养战的企图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1942年4月间，绥远的西北空军第六航空队又多次对大同周边地区进行多批次小规模的密集轰炸，日军无力拦截，驻蒙军因此，焦头烂额。

更大的反击出现在山西，根据西北的指令，晋察战区司令长官杨爱源拟定了一个“短刀”作战计划。

该计划动用包括西北晋南集群、晋西北集群、孙桐萱第八集团军、刘世荣预备第四军在内的11个军19个师对山西全境的日军实施反攻，目的并非是收复失地，而是以杀伤日军有生力量，破坏日军战备设施为第一要务。

日军尽管事先探知了晋察战区的计划，但是因为反击各部协调较好，出击时间比较一致，兵力有限的日军只能顾头不顾尾，结果虽然给予孙长胜骑兵第二师、刘谭馥预备第九师、米文和新编第四师等部一定的杀伤，但却无法阻止中国军队在全局获胜。

在十一天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一共光复县城三座、摧毁日军中小据点48处，消灭日军811人、伪军6112人，另外还迫使伪军3417人反正，并缴获和破坏日军物资一批，造成同蒲路中断长达两周，自身伤亡约1.6万，给与了山西日军以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