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作为最坚贞的成员适时应该挺身而出”被戴笠架空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BIS）正印局长郑介民随后宣布道：“总裁命令，对一切投敌分子实施纪律制裁”戴笠补充道：“原则上禁止对西北军高层行动，但可以对下级军官实施刺杀。”

于是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不但许多投向西北的部分国民党干部被刺杀，就连西北军营团以下军官也成了军统的目标。

对于军统的肆行无忌，西北直接把部队推进至安顺之线作为回应，面对着已经架在自己鼻子下面的大炮，蒋不得不下令禁止对西北军干部的暗杀，不过军统依然对脱党分子实施追杀面对军统利用西南诸省的袍哥残余与西北方面对敌，西北宪兵司令部和警务档案局很快联手出击，大举扫荡军统在云南、渝州等省的地下情报站，与此同时西北交际处也对蒋系军政干部实施报复性暗杀，双方你来我往，以至于美方也提出了抗议。

最终，在美国人提出中断美援的威胁下，双方偃旗息鼓，饶是这样，还是有相当一批热血男儿没有牺牲在抗日的第一线，反而死在内斗的混战下与内部团级程度相对较高的军统不一样。

同样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却因为内部的混乱而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大批的敌后潜伏人员不约而同的叛变投敌，而重新派往一线的干部也随后落水，一时间中统内部趋于瓦解，而南京的汪系却因此，欢欣鼓舞。

通过众多新近落水的汉奸，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南京汪伪政权很快掌握了西南的政治动向。

对于国民党出现瓦解的趋势，日军和汪伪方面自然是欣喜若狂，纷纷加大了策反的力度。

从西北占领云南开始直至五届十中全会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江浙赣闽等地都出现了国民党军政干部大规模投敌的事件。

蒋系也暗中鼓励以所谓“曲线救国”的方式与日伪联手，只是蒋已经看清日本最终覆灭的结局，不肯把赌注压在一条必沉的船上，才使得日军对蒋的政治诱降最终落空不过某派就很得意了。

随着《联合案》共产党高层纷纷进入国民政府内部，周恩来由政治部副部长转任宣传部长、陈云进入财政部、夏曦进入司法院、王明进入考试院、林彪还进入军政部协助陈诚工作除了全面渗透入国民政府高层，共产党重新获得了新四军的番号，并进一步得到了第卅九集团军的编制。

同时蒋还同意把苏北、皖中的蒋军各部悉数撤回江南，将苏中、苏北的地盘完全交给共产党党人，甚至任弼时还是获得了江苏省主席的任命对于纵然共产党坐大的害处，蒋和国民党右派是心知肚明的。

然而此时，他们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是知道敌人的敌人是自己的朋友，只有联合共产党才能更好的保证己方政权的存在。

然而在这一点上，蒋的动作显然触动了美国右翼势力的神经蒋还不知道美国高层已经将他打入了另册，结束五届十中全会的他正忙于将国民政府军委会从已经不安全的贵阳迁到了渠水之畔的湘西小城靖县。

1942年10月29日，好不容易完成搬家的蒋下令调动胡宗南第卅四集团军所属的5个军13个师8万人进驻凤凰、芷江、怀化、会同、辰溪、麻阳、溆浦等地。

名义上胡部将作为常德方面的预备队之一，实际上是专司用于屏障靖州北面，以防止西北军在湘鄂巴蜀的部队可能对靖县实施类似黑虎掏心的斩首战术。

10月30日，蒋任命刘峙为贵州警备司令，指挥第卅一集团军王仲廉部3个军8个师5万人及贵阳城防部队万人留在贵州，用于盯防云南、重庆两个方向的西北军的异动。

同日，蒋又任命杜聿明为第卅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率所部4个军10个师6万余人进驻龙胜、通道、三江、桂林等地以防止桂系趁火打劫，抄了他的新家。

10月31日，蒋任命汤恩伯为湘南军政长官负责在永州、祁阳、道县、全州、兴安等地编练新军。

并调霍揆章为代总司令，在桂阳、郴县、耒阳、宜章、临武等地重建第廿集团军。

借此增强蒋系在湖南的力量，以确保整个对蒋系来说生死攸关的省份蒋明确知道，美国人之所以偏向西北是因为西北能更多的牵制日军减轻太平洋上美军的压力，而且如今自己退无可退已经无法再打保全实力的算盘了，因此，为了保住最高权力，他必须向美国人证明自己还有力量。

1942年11月7日，蒋在衡阳举行了国际形势分析会暨赣北作战讨论会，决议在扩大敌后游击作战的同时，在南昌地区实施一次大规模的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