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雍梁时报》接受政府的补助是半个官办报纸，可是我们一样骂政府，一样揭黑幕，如果我们的主编要参选制宪委员的话，是不是还要《文汇报》审定啊？”

《雍梁时报》记者的话立刻引起了某种共鸣，当即就有人补刀道：“是啊，是啊，人家在大上海，影响力又大，我们这种乡下小报怎么跟人家比，不是说了吗？嗓门大就是有理嘛。”

被满场鄙视的眼光逼到墙角的文汇报记者咬牙切齿的反击道：“既然发言人说道政府信用问题，请问政府有没有可能滥用这种信用和信任呢？”

王君康磕绊都不打的回复道：“宪法制定完成前，政府由国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制定后，政府由国民议会监督，请问政府怎么可能不受监督的滥用政府信用呢？对了，我本人也相信所有制宪委员是拥有常识和个人主见、秉承公正理念，有志于中国未来自由、民主、强盛的有志之士，是不会因为一些蝇头小利和虚无的承诺就做出不合理判断的。”

《文汇报》的记者还要强辩，边上《两川日报》的记者看不下去，便抢先发问道：“发言人先生，政府要求参与制宪委员遴选的报名者不得有犯罪记录，这似乎是对自新者的歧视，另外政府还否定了帮派分子参与制宪委员会的可能，这对曾经在辛亥革命中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袍哥、洪帮是不是不公平？”

“政府对自新者并无任何歧视，相反对自新者为摆脱过去生活阴影，重新恢复正常生活的努力表示赞赏。

但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社会秩序依旧混乱，政府无法判定何人为真正的自新者，何人又是假冒的。

因此，为了避免坏人冒充好人，为了避免坏人的宗旨压倒好人的宗旨，因此，迫不得已采取一刀切的手段来维护更多数人的利益。

至于是不是对帮派分子不公平，各位记者先生，现在距离辛亥革命胜利已经36年了，所有人不能躺在功劳簿上不思前进。

更何况绝大多数的帮派分子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做的坏事、所犯的罪行，磬笔难书。

政府在同样无法区分哪些是好的帮派分子、哪些又是坏的帮派分子的情况下，也只能一刀切了。”

或许是同时来自上海的缘故，有意为《文汇报》出一口气的《申报》记者站起来向王君康发难道：“刚刚听到发言人提到一个词，多数人的利益，那么请问发言人，政府是否会实施多数人的暴政呢？”

王君康脸色严峻的呵斥道：“我对《申报》记者的用意深表怀疑？什么是多数人的暴政？这在法学界和思想界都是难以界定的，工会罢工讨薪是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美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把几十万日本侨民关进集中营是不是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制下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一个几千万人的国家，利益冲突就可能有几千万件。

这就需要达成几万个法律法规来协调人们间的矛盾，把人们的社会行为纳入规范之中。

只有这样，人们的相互合作和社会生活才能运转。”

王君康说到这顿了顿：“谁都想实行对自己有利的规范，所以就说自己支持的规范具有天然正当性。

这样的说法，从根本意义上，都是自以为是、自我膨胀和强词夺理。

任何规范的意义，都只在于达成并维护自己和他人博弈的均衡态。

民主只不过是达成并维护这种均衡态的最有效工具。

如果国民们通过民主程序作出了一项不利于张三的规范，他不要因此，就无法忍受，就对抗社会，就自暴自弃，就认为社会大众是绝对错了，就认为民主程序在某些时候不能使用，这不是理性的选择。

理性选择是，在接受民主程序、在行为上服从这一规范的前提下，去努力寻求改变这一规范。

他要抗争，但又要和他人对话；他要坚持自己的利益，但又要顾及别人的利益；要保持自我，但又不能刚愎自用；

他要提出自己的主张，但又要考虑别人的观念；他要把自己的权利最大化，但又必须是在和他人达成利益均衡的基础之上。”

王君康最后发聋振聩的声明道：“中央正在筹建的就是这样一个符合个人和国家利益的政府，即将制定的宪法也基于全体国民的福祉和国家的进步，换句话说，我们绝不会允许布尔什维克损害国民利益的暴政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也不会允许少数人以无限民主自由为名损害全体国民的利益，我们要建立一个拥有三大权力和四大自由的国家！”

如雷的掌声顿时响彻了整个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