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8月30日第一次开庭时，中国方面已经向法庭提交了包括日本国内新闻报纸、日军随军日记、日本军部档案、贝拉等国际人士的记录在内的400多万字的文字证言、7000多幅照片和200余段影像，为针对日本军阀的审讯提供了充足的物证。

中国政府还从日军俘虏、日本民间人士、朝鲜慰安妇、中国军民，以及溥仪、周佛海等高级汉奸中挑选了1500名人证。

虽然还有数目更多的人证因为路费的关系无法安排前往东京，但中国政府也对其进行了录音、录像，并将这些录音、录像专程送往东京。

以至于仅仅在为东京审判挖掘证人证言方面就足足花掉了中国政府800万美元的资金，一度还引起了中国政府内部的议论，认为东京审判不过是个过场，戴季良在这方面的投入有过度浪费的嫌疑。

但这么多钱砸进去，效果自然是不同凡响的。

当时，美国方面出于需要日本统治阶级维持日本非苏占领区安定的考量，仅将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木户幸一、大川周明等28名甲级战犯列为第一案的审判对象。

但包括东久迩宫稔彦王、朝香宫鸠彦王、梨本宫守正王、伏见宫博恭王等日本王族，安田财阀家族、三菱岩崎家族、三井财阀、住友财阀，以及日产的鲶川义介等财金界要角都没有列入第一案中。

甚至连石原莞尔、星野直树等直接策动了8·20事变、组织伪满洲国的元凶都没有第一案的审理范围中。

对此中国方面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中国陪席检察官向哲浚认为，8·20东北事变是日军从经济侵华到军事侵华转变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

所以直接指挥者都应该走上法庭向世人说明日本军国主义媾变的过程。

而日本发动对华战争的目的又与财阀掠夺中国财富、人力的终极目的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日本政界也有所谓财军合抱的说法，因此，有必要将相关甲级战犯都列入审判名单。

由于中方提供的证据十分的详尽，又由于美国方面需要中国在蒙古战场上继续牵制苏联，所以美国政府最终部分妥协。

在满足中方意愿的情况下，追加了对包括朝香宫鸠彦王、东久迩宫稔彦王、阿部信行、星野直树、安培源基、鲶川义介、岸介信、乡古洁、大河内正敏、儿玉誉士夫、伍堂卓雄、大达茂雄、谷正之、长友次男、德富苏峰、笹川良一等16位甲级战犯的起诉。

除了场外的准备工作十分细致之外，担任审判法官的梅汝璈律师的表现也体现除了战后中华民族的自尊精神。

从审判席上法官的座次和国旗悬挂顺序，梅汝璈律师连续挫败了英美方面压制中国的意图，从而以强硬的态度显示了中国政府维护主权尊严的决心。

当然，话又说回来，戴季良其实并不在乎座次和国旗悬挂的顺序，他更看重的是中国的硬实力，如果今天的中国有英法一样的工业实力，有类似德国的军事实力，那么英美又怎么敢对中国施加轻蔑态度呢？

所以在戴季良看来，中国要多受一些刺|激才好，免得沉迷在虚幻的四强名头之中，自我放缓了追击世界列强的速度。

东京审判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譬如中国与法国为了争夺中南半岛曾兵戎相见，中国与苏联也为了蒙古打得不可开交。

但在东京审判中，中国却对苏法两国的法官、检察官表示出了一定的善意。

譬如，中国在自身要求增加第一案受审名单得到满足后，还支持苏联方面的要求，迫使美国方面又增加追加了日本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诺门坎事件时期担任关东军总司令的植田谦吉、前皇道派巨头日军大将真崎甚三郎、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等4甲级战犯受审。

又譬如，因为美英主导及列席11名法官中有7名法官来自讲英语和适用英美法制的国家。

另外，法庭庭长来自实行英美法制的澳大利亚，检察长又是美国人，因此，法庭的审判程序就自然而然地按照英美法制度进行，这就给中国、荷兰、法国、苏联的法官们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为联合荷、法、苏三国法官，经梅汝璈提议，荷兰、苏联两国法官同意由法国法官亨利·柏奈尔充当四国法官与英美系法官的交涉人，专司就双方在“纠问制”、“对质制。”

“自由心证主义”、“法定证据主义”的分歧与英美法系法官进行意见交换，并主持大陆法系法官内部的相关研讨。

中国法官在东京审判中对苏、法两国释放的善意，很快得到了上述两国的一定回应。

其中，并不甘心彻底放弃中国市场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决心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并随后与中国政府开始了复交谈判。

而苏联方面也在中苏蒙古问题谈判中，表示愿意劝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已被中国国防军占领的戈壁阿尔泰、扎布汗、库苏古尔等省。

对于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努力，雒阳方面自然是欢迎的，不过中国政府随后提出让钱三强回国的要求，使得法国政府感到一定的棘手，好在，法国也并非缺少这一名核物理学家，因此，这个问题也不是不能谈。

至于苏联方面拿中方已经到手的东西表示慷慨，戴季良也毫不在意，毕竟要从苏联口中虎口拔牙夺回蒙古，并不是一次战役的胜利就能实现的，非得要磨上一段时间不可，不过与苏联方面没有谈妥，并不意味着中方不能立刻恢复收复地区的治权。

1946年10月26日，中国政府宣布在原蒙古人民共和国南戈壁省和东戈壁省的基础上设立定襄省，在原蒙古人民共和国东方省和苏赫巴托省的基础上设立饶乐省，在原蒙古人民共和国巴彦洪戈尔省和戈壁阿尔泰省的基础上设立瀚海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