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1日，戴思槐从国外匆匆赶回雒阳，至此戴氏家族已经人员到齐，戴季良便正式向众人宣布了自己遗嘱的一部分内容，即死后家族财产的分配方案。

根据这份遗嘱的安排，戴氏家族现有财产一分为三，其中25%归属戴思槐一房独有、40%划归大总统基金会，剩下的35%属于家族公中财产，平均分配给除戴思槐一房以外戴季良的所有子女（在子女未成年之前，相关权益由母亲代领，孩子成年后，母亲则另外享受一笔足以衣食无忧的年金）。

不过大总统基金会也好，公中财产也好，只享受每年分配红利而不得动用本金，相关经营都委托给戴思槐及戴思槐指定的家族后人或职业经理人。

当然，戴季良其余子女及他们的后人有权随时了解戴氏财团的经营状况，并充当戴氏财团的董监事。

此外，如果日后戴氏财团出现经营不善、长期亏损、影响对大总统基金会的资助，大总统基金会主席可以召集家族全体会议对经营者进行弹劾。

只要其他拥有20%家族股权的家族成员也投了不信任票，则弹劾成功，被弹劾的经营者必须去职。

后继者由原经营者推荐，若推荐继任者依旧未能通过家族会议的信任投票，原经营者可以重新选择人选，直到选择的继任者最终通过家族会议的信任投票为止……

从戴氏家族财产一分为三来看，戴季良似乎非常有钱，那么戴季良到底有多少钱呢？

答案只怕没有人相信，是的，戴季良可以说身无分文。

什么？身无分文！不应该啊，戴季良当了这么多年的西北和中国领导人，身上居然会没有钱吗？

没错，戴季良当了近十九年的中国领导人，之前更是从1916年开始就担任了陕西及西北地区领导人，每年的薪酬就是一个不菲的数目。

再加上第三共和国肇建之前还有陕福公司给予的三金贴补，就是他不贪也不会没有钱的。

但问题是戴季良的女人太多，他那点收入大都塞到女人的窟窿眼里去了，剩下为数不多的一点也用在西安、兰州、雒阳三处府邸的购置和兰州墓区的经营上，平时家里的开销大多来自齐秀当年置产的收益，极端的时候还需要二哥戴书桓私下贴补。

这裏要补充一句，戴季良二哥戴书桓一房战后在西北经营毛纺公司和染料公司，虽然不是豪富，但在西北财团内部也是有着一席之地的，等到戴书桓孙子一辈，更是与戴氏财团合作，开办了第一航空运输集团和遍布全国的百货公司，成为了航空巨子和赫赫有名的百货大王……

而戴季良通过金手指获得的大宗收益，除了前前后后从欧洲购买的二千余幅毕加索的油画、素描、版画、平面画外，他又几乎全部投入国家建设了，根本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丝一毫。

倒是早年替戴季良秘密打理海外资产的顾长清家族靠着佣金和流水为起家资本，在二战中参股运输、医药、军火和食品行业，一下子成了拥有数亿美元家底的大富之家。

尽管在若干年之后，戴季良以不高价格购买来的这两千幅毕加索画作足以让戴氏后人受用不尽。

但问题是在戴季良分配家族财产的时候，毕加索还活着，且本身又是一位空前高产的狂人，到其1973年去世时一共创作了37000余幅作品，可谓破了世界纪录。

因此，在六十年代初，任谁都不会相信这二千余幅画作是一座金山，所以戴季良只好一面嘀咕着子女们有眼不识金镶玉一面无可奈何的将等同于这些小钱钱的艺术隗宝排除在家族可分的总资产外，统归大总统基金会收藏和保管。

那么戴氏家族十几亿美元的家产是怎么来的？

总不至于是戴季良当了大总统后强取豪夺吧？

严格来说，这些钱都是戴思槐赚回来的。

戴思槐早年跟着顾长清学做生意，一直做到了顾氏财团高级合伙人的位置，等抗战胜利后，离开顾氏自行创业的时候，顾长清出了500万美元回购其拥有的1.5%股份，这是戴思槐得到的第一桶金。

拿到500万美元的戴思槐很快根据戴季良的建议，在日本进行食品走私。

在日本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戴思槐的资本却翻了十倍，从而有财力在国内投资远洋渔业（向渔民提供远洋渔船，渔民用鱼获还贷）和房地产（以建设廉租工人新村为主），以及开办了第一石油公司、第一石油勘探公司。

不过比起国内不高的收益，戴思槐在日本和朝鲜利用当地中国驻军的支持，成了控制日朝炼焦和煤化工、水泥生产业、陆路运输业、建筑业及航运业的巨头之一，并参股日本三大银行和朝鲜高丽银行。

而在南洋，戴思槐更是利用戴季良的金字招牌，与本地华人富商合作，成立了第一南洋银行、第一南洋保险公司，以及第一南洋矿业公司，参与宾坦岛铁矿、南马鲁古共和国镍矿、荷属伊里安查亚格拉斯贝格铜金矿的开采，并与中国国投基金合作承包了西澳地区999年的矿业勘探和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