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忍不住把吴丽最后一次跟我见面说的话都告诉了陆丰，他听完，想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说“算了吧”。

男的理论是：“男人对感情就像对保险套一样，当时再投入，过后就会扔进垃圾桶，不会捡起来用第二次。”

我说：“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的吧？”

“我问你，假如你现在去找她，她已经有了别人，或者不爱你了，你受得了吗？”

“我不知道。”我想起吴丽把戒指扔出车窗时的样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她比我坚决。

他认真地看看我，叹了口气，“你够胆就自己去试试吧。”

那天晚上，我打开电脑，进入邮件，颤着双手打进她的电子邮件地址，再打入那个她从前告诉我的密码。我和自己打了个赌，假如这个密码还有用，那么，我就给她写信；如果不行，就算了。

同自己打赌的结果是：不行。她已经修改了密码。我不知道是自己赌输了还是赌赢了。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输赢，我心里都很难过。

接手“客户服务”项目有两个直接后果：一个是需要经常出差，一个是需要经常挨骂，两个我都不喜欢，相比之下，更不喜欢后者。各级主管在大会小会上信誓旦旦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在质量上妥协”和男生分手时爱说的“无论如何我都等你”一样，听听可以却万万信不得。由于人手缺乏，去年交货的产品中隐藏的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客户投诉达到了一个高峰。

我的主要职责是联系客户，把投诉分级，根据不同等级定出处理方案，问题够大的话，就需要亲自上门或者组织同事去。部门其他同事去了几次，发现这种差事基本就是送上门去挨骂，挨完了还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帮客户把问题搞定，于是便你推我我推你，弄到最后，很多时候只好我自己硬着头皮去。开始很难受，后来逐渐发现挨骂也有“边际效用”，第一次痛不欲生，第二次就好些，第三次习惯，到后来，变成工作流程的一部分：客户就是衣食父母，表现不好，爹妈打屁股，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一段时间，我去了很多城市，然而来去匆匆，印象最深的只是它们的车站。每次上路，我都带着那个手提箱，上面画着一条小小的花纹，独一无二，让我在无论哪个城市的车站都能一眼认出来。每次远远地一眼认出来，心里总会微微地一颤，当初吴丽给我买这么一个牢得可以挡子弹的提箱，是不是注定了日后我要走天涯海角的路？真是那样，当时不如不要。

有一次，把箱子托运以后，我坐在窗口的位子上看见勤人员把行李装上车，一个女人狠狠地把我的箱子扔进去，看得我心疼，从此再也不托运——这个箱子，我可是打算用很久的呀。

我们那一代人骨子里的“土气”在我离婚之后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次，假如我在温州，必然有人热心地张罗“配对”，逼着我去“相亲”，本质就是把一男一女放在一起，让他们掂掂对方的半斤八两，掂得差不多，就开始考虑将来往一张床上睡的可能性。他们心有灵犀，一致认为我不应该这么“闲荡”着，应该早点再找个女人。

我相过几次亲。陆丰介绍她老婆的同学，泽西老婆向我撮合她同事的妹妹，此人热情奔放，约会几次之后就要在家里拉我库子的拉链，吓得我不敢见她第二次；泽西秉着“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的原则，找来一个在高科技浪潮中不当心做了“运输大队长”的女人，人家大概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三句两句之后诉起衷肠，尽数从前老公的不是，越数越气，最后讲：“老实说，我知道她现在在非法打工，哪天高兴了，检举到移民局去，让她吃不了兜着走！”那顿饭我无比坚决地付了钱，包括小费——这样的女人，欠她一分钱都会于心不安。

如此若干回合，她们终于放弃了我。不，应该说，她们终于放过了我。

偶尔和陆丰、泽西凑到一起，大部分的时间他们讨论孩子，还有他们讨论老婆，剩下的时间——如果还有时间剩下的话，用来教育我。

陆丰咂咂嘴，“阿文啊，你已经都二十岁八了，还离过一次婚。”

我说：“你不是说在现代，男人离婚次数越多身价越高吗？我才一次。”

泽西比较婉转，“我看你呢，是不是眼界太高了一点，眼界高当然不是坏事，不过，慢慢地也应该适当考虑降下来，否则……”

“我眼界不高。”

“你说这句话，就说明你眼界太高，还不承认。”他们异口同声，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越活越不懂事了。

我看看他们，闭上了嘴，他们总是对的。这两个当父亲的男人现在动不动就教训我，他们已经完全不记得从前在电话里歇斯底里、哼，好了伤疤忘了痛。

私下里，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眼界不高。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要一个女人，对我好，不对我凶，不许我喝酒，尤其不许酒后开车，会在我加班的时候，在家里默默地等我，煮饭时问我喜欢吃什么菜，会帮我买一个够硬够牢的箱子；明明唱歌走调却连唱歌的，用自己最可笑的缺点逗我开心；会温柔地抱我睡觉，让她的心在我的掌心上跳；知道我这个人嘴硬心软，有时候坚强，而更多时候不过是在逞强；想要把我养胖。嗯，就这些，我看可以了。

真的，我眼界不高。他们说我眼界高，瞎说。(记住全网小说更新最快的枣子读书：www.zhaozhi.us)